趙全，明時人，雁北地區白蓮教教首，投靠俺答，對明邊疆進行燒殺搶掠，給人民帶來沉重災難。
“白蓮教”，經常以反叛的形象出現在曆史中，元朝末年的農民起義，就是借助了白蓮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後，便意識到這種具有強大反叛力量的民間社會組織，會成為新政權的潛在隱患，因此，明朝開國，大明律就將白蓮教在內的若乾民間宗教組織定性為邪教，明令取締。白蓮教在明政府的鎮壓下受到極大的打擊，基本轉入地下，成為秘密結社。雁北白蓮教主趙全、李自馨等人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長城外河套地區。
嘉靖末年，蒙境豐州灘地區的漢人，有五萬餘人，其中白蓮教前後黨從者過萬人，這些人開發雲內、豐州等地近萬頃，連村數百。他們並非單純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小視的政治力量。據說，趙全等人初到豐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醫術的趙全冒死入應州買藥，治好了安答的病，安答因此與趙親近，漸漸視為心腹。
連年的邊境戰事及蒙軍破關擄掠，加以天旱絕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蓮教頭目天花亂墜的吹噓煽惑下，長城口內往往有整村人攜帶破爛家什拖家帶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較短時間內積累萬餘人口，立村修堡，漸成氣候。李自馨回到故鄉，勸誘整村人都跟他去豐州地區，帶領眾教徒到老家吆喝“我已在板升乾下大事業，你們跟我去受用。”當開堡門之日，堡內居民男婦三百二十餘名及衣物家具用車裝載，跟隨李自馨到板升住種。
朝廷政治腐敗，黨爭紛亂，軍備邊政更是廢弛不堪，由於長期的邊患，長城沿線許多地方百裡無村落，千裡無人煙，一片荒涼蕭條，守邊兵士人心渙散，將士苛扣軍餉、役使兵士乃是常有的事情，士兵工作生活處境極差，因此大多對武裝入境者無防禦能力，一旦大漠鐵騎入掠，則隻有喪命或逃亡，日久則精神萎頓，士氣無法振作。此乃一般狀況，更有甚者，邊將中常有人暗中勾結私賄蒙人，移嫁擄掠之禍端，而士兵中竟有蒙人代為值班放哨，漢卒代為放牧的荒唐事情。
站穩腳跟之後，趙全等人野心逐漸膨脹，他們為安答建起九重宮殿，擁立安答為帝，而他們稱王，也建起了規模不小的土堡，當時趙全有人口萬眾，周延數十裡，馬匹五萬，牛三萬頭，穀二萬斛，在這些人等的串通慫恿之下，蒙明關係更加緊張，和解更是無望。這些逃亡的人大都聚集在安答部所駐牧的豐州灘等地，依附蒙人墾荒種地，從事各種工藝生產，有的乾脆做了奸細。俺答從兵變叛逃的兵士中挑選猾黠狡詐之徒，裝扮成僧人、乞丐，流徙諸邊，甚至入京師之地偵察，刺探情報。
趙全等人取得安答信任之後，開始在豐州地區大展宏圖，板升之地逐漸興旺起來，而勞動力的不足又成為現實問題，因此經常挑唆蒙人入境，劫掠口內青壯年勞力，並為之出謀劃策，各種情報，製造利兵堅甲、雲梯衝竿等作戰武器，各種戰術建議。據說，每有戰事，安答甚至親往趙全家商議，自此後，蒙人歲掠華人勞力以千、萬計，自從白蓮教趙全等人叛逃歸蒙，明代中後期三邊遭受更大的威脅，防禦更加困難。
安答把漢人交給漢人管理，而這些漢人頭目在獲得利益之後，依然隻是蒙人貴族的工具，加以他們的財產勢力不斷擴張，必然導致與其它的蒙古小部落貴族之間的利益衝突。對於明朝中期的蒙古來說，物資匱乏已經到了極致，但是鑒於前幾次設立馬市因秩序混亂、政治腐敗等原因而失敗的教訓，明政府一直對互市貿易保持警惕——雖然蒙人入境劫掠多是由於對物質的欲求引起的。
嘉靖末年，豐州地區的災荒給農牧業造成的極大打擊，災荒一直持續到隆慶年間，俺答被迫下決心與明和解稱臣。當時，趙全等漢人頭目與蒙古地方貴族的矛盾日見激化，‘隆慶和議’之後，趙全等人被交送明政府處決，其在板升地區的財產利益，便立即被當地小部落貴族瓜分。
朝廷全力支持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發展，穆宗完全信任內閣的決定，王崇古、方逢時以軍事防備為堅強後盾，派遣熟悉對方情況和語言的鮑崇德前去談判。趙全等攛掇安答以武力討回把漢那吉的計劃落空後，安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要求，把趙全等白蓮教頭目執送給明政府，換取把漢那吉。這一年，安答遣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趙全、李自馨、王廷輔、張李麟、郭恒等九人引渡明朝，明朝送把漢那吉出境，趙全等人被執送京師，淩遲處死，明政府終於雪恥除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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