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開大拇指的束縛,朋友來了,感受他的真誠。
身邊聚攏著誌同道合的夥伴,在局麵明朗的有利形勢下,我們就應該可以甩開膀子大乾一場,讓所有人看到我們的決心、信心和誠心。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唐初多名將,宋初多名臣。這個現象基本映射了兩朝的不同氣質,唐朝豪俠任氣而宋朝儒雅好文。這種不同的特質同樣表現在書畫等文藝作品之中,我們稱之為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唐代書畫作品法度森嚴,氣魄雄偉,表現出國富力強的氣派和勇於開拓的精神。而宋代書畫作品更注重表達個人的意趣、情懷,更追求意境的營造和神韻的塑造。
但武將未必一定剛勇,而文臣未必一定柔弱。很多文人一身傲骨和正氣,即便刀劍加身而不改節,孟子將這種剛強正直、無所畏懼的精神叫作浩然之氣。但凡事過猶不及,當在朝為官的文人們認死理不願變通的時候,勢必互相指責掀起朋黨之爭。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領袖、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1007年8月-1072年9月),曾給宋仁宗上過這麼一篇奏章《朋黨論》。他指出朋黨之說自古有之,且朋黨有君子與小人之分,然後舉史實奉勸天子當斥退小人之偽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則國家可興,天下可治。
那麼何為君子之朋,何為小人之朋呢?
歐陽修給出的標準是道利、真偽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
小人爭利,如果沒有利益關係了,他們就會相互疏遠甚至相互戕害,所以小人之朋是虛偽的,是不可靠的。君子則重道義,守忠信,惜名節,所以君子之朋是真誠的,是同道相益的。
歐陽修為什麼會寫這篇奏章呢?
公元1022年,宋真宗崩了,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1063年4月)繼位。
趙禎是小說《三俠五義》中狸貓換太子的主角。在小說中,劉皇後是個工於心計的反派人物。她與李宸妃同時懷孕,為爭寵而將李宸妃生的孩子換成了一隻狸花貓。李妃被汙蔑生了一個妖怪,因此被打入冷宮。誰知劉後的兒子早夭,而李妃的兒子卻登基作了皇帝。在鐵麵無私包青天的幫助下,皇帝查明真相後與雙目失明的生母相認,而劉後則畏罪自殺。
曆史比小說簡單許多。
李氏原本是劉後的侍女,被宋真宗臨幸後生下趙禎,於是母憑子貴成為嬪妃。趙禎出生後,由不能生育的劉後撫養長大。趙禎即位後,劉後垂簾聽政,權傾朝野,沒有人敢告訴趙禎他的生母是李妃。直到劉後病逝後,宋仁宗這才知道實情。趙禎哀痛之餘,尊生母為莊懿皇太後,建奉慈廟分彆供奉劉後、李妃的牌位,並拜舅舅李用和為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又將長女福康公主嫁給了李用和的兒子李瑋。
宋仁宗是一個試圖有所作為的好皇帝,但他接過來的宋朝是一個爛攤子。
內藏府的錢被他爹花得所剩無幾,用度不足,還不如他麵臨的最大問題。
最麻煩的是,西夏突然建國,並與宋朝在邊境爆發第一次大規模戰爭。交戰三年,宋軍連連敗退,而且軍費像流水一樣花出去。僅公元1042年一年間,陝西一省軍費開支達到三千三百六十三萬。相比起來,支付給遼國歲幣開支如九牛一毛。
幸好,西夏也支撐不起巨大的財政損耗,作為作戰優勝方主動求和。雙方簽訂慶曆和議,主要內容是約定西夏首領李元昊取消帝號,由宋朝冊封為夏國主;宋朝每年賜予西夏合計絹十五萬匹、銀七萬兩和茶三萬斤;雙方重開邊境貿易。
宋朝得了麵子,西夏得了裡子,看起來皆大歡喜,但宋朝的財政負擔因此變得更重了。而且遼國見狀也眼紅了。他們趁機大兵壓境,逼迫宋朝增加歲幣,於是銀、絹各增十萬。
嚴重的邊患,以及冗官、冗兵、冗費現象導致賦稅加重,老百姓的日子越來越難過。而日漸冒頭的黨爭問題,使各種社會矛盾更加尖銳。在這樣的形勢下,宋仁宗不得不起用範仲淹、富弼、韓琦、歐陽修等人推行慶曆新政,試圖整頓吏治,富國強兵。
範仲淹(989年10月-1052年6月)是慶曆新政的核心。宋夏戰爭爆發後,他與韓琦共鎮陝西,采取屯田久守的策略鞏固西北邊防,事實上促進了宋夏議和進程。慶曆和議後,宋仁宗召範仲淹回朝,官拜參知政事,又擢拔歐陽修、蔡襄等人為諫官,推行新政。
範仲淹與富弼上條陳十事,提出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這十項改革主張,宋仁宗予以采納並頒發全國。
這十項改革措施出發點無疑是極好的,但問題也很大。
新政前四項措施直指滿朝文武,顯然措施太猛,幾乎將所有人推到了對立麵。更糟糕的是,看似規模宏大的十條措施牽連甚廣,深度卻不夠徹底,而且因為倉促變法致使沒有完善的後續配套措施。比如被罷黜官員如何安置,比如農民能得到什麼具體好處?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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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該得罪的得罪光了,該團結的卻一個也沒團結到,如此新政實在難以為繼。在關鍵時刻,改革派內部又出現了豬隊友。
公元1043年4月,新任樞密使夏竦剛剛回到汴京,就因彈劾而免職。所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國子監直講石介見狀,深感新政有望,忍不住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稱頌聖主宋仁宗躬覽英賢,召用範仲淹等賢臣手鋤奸桃。
這個馬屁拍在了馬蹄子上。朝野上下一片嘩然,於是毀謗新政、指責改革派是朋黨的言論越來越多。夏竦更是直接利用石介曾向富弼上書之事,構陷範仲淹、富弼、石介等人有謀逆不臣之心。難怪改革派主將範仲淹怒斥道“為此鬼怪輩壞事也”,就是這些裝神弄鬼的家夥壞了大事。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歐陽修撰寫《朋黨論》上奏宋仁宗。
但此時已於事無補,由於新政觸犯了大多數貴族官僚的利益,反對派的勢力太過強大,而宋仁宗也對改革派也起了猜忌之心。當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推動力,新政注定隻能以失敗告終。
公元1044年,西北邊事再起,範仲淹請求外任,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在漫長的戍邊歲月中,範仲淹眼見寥廓悲涼的邊塞風景,有感於邊關將士壯誌難酬,憂國思鄉情懷湧動,創作了堪稱絕唱的邊塞詞《漁家傲·秋思》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麵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
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先後被外放離京,曆時僅一年多的新政宣告終止。改革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他們赤誠為國,也成為流芳千古的文臣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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