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漢代的曆史長河中，兩漢經學猶如一座巍峨的思想大廈，奠定了那個時代的文化基石。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尊崇儒術”的主張，得到漢武帝的大力支持，自此，儒家經學成為官方正統思想。
董仲舒、公孫弘和夏侯始昌均是漢武帝時期兩漢經學較有代表性的人物。
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深入鑽研儒家經典，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理論依據。
公孫弘早年曆經坎坷，中年研習儒經。因賢良文學被征召，善於迎合漢武帝心意。雖生活節儉卻被指虛偽。官至丞相，主張以儒術治理國家，對儒學傳播有所貢獻。
夏侯始昌精通《五經》，尤擅《齊詩》和《尚書》，其學說在當時也具有一定影響力。
三人在不同方麵為漢武帝時期的兩漢經學發展和傳播發揮了作用。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和影響，使得經學在當時的社會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為了進一步推廣和傳承經學，漢武帝做出了重大決策。
設立太學，將經學教育納入官方體係。太學以儒家經典為主要教材，培養了大批精通經學的人才。這些人才畢業後，有的入朝為官，將經學思想運用到政治實踐中；有的則回到地方，傳播經學知識，使經學在社會各個層麵廣泛傳播。
同時，漢武帝還下令設立五經博士，專門負責研究和傳授儒家經典。五經博士對經典進行深入解讀和闡釋，形成了不同的經學流派。
今文經學注重通過對經典的微言大義進行發揮，為現實政治服務。例如，他們強調《春秋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為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了理論依據。
古文經學則更側重於對經典的文字訓詁和曆史考證。他們努力恢複經典的原始麵貌，力求準確理解聖人的本意。
經學的興起對漢代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政治上，官員選拔以經學為標準，“經明行修”成為入仕的重要條件，促使讀書人潛心研究經學，為國家效力。
在文化上，經學成為主流文化，詩詞歌賦、史書編撰等都深受經學思想的影響。在社會生活中，經學倡導的倫理道德規範深入人心，人們遵循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追求“仁、義、禮、智、信”的道德準則。
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在經典的解釋、學術方法等方麵存在分歧，時常引發爭論。但這種爭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學的發展和完善。
讀書主要通過官學和私學。官學中以太學最為重要，能進入太學的多為貴族子弟或地方推薦的優秀學子。
私學則由一些大儒開辦，招收學生。孩子們學習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如《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通過這樣的教育體係，儒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
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漢武帝構建了新的中央架構。在中樞設立內朝，以削弱丞相權力，加強皇權。內朝官員多為皇帝親信，能直接參與決策，使得皇權更加集中。
在人才選拔方麵，當時沒有科舉製度，主要通過察舉製來發現和選拔人才。察舉製包括孝廉、茂才等科目。地方官員負責考察並推薦品德高尚、有才能的人給朝廷。此外，皇帝也會留意身邊有才能的人，如大臣推薦或因某些事件而發現的人才。
文化教育和人才選拔製度不斷改善。比如太學的規模逐漸擴大，招生範圍有所增加。察舉製的標準和科目也在不斷調整和完善，以選拔出更符合國家需要的人才。
正是在兩漢經學的深厚滋養下，大漢王朝的文化根基得以穩固。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漢武帝也步入了生命的尾聲。
他開始為身後之事擔憂，思考著繼承人的選擇和托孤大臣的安排，希望能為大漢的未來延續輝煌。
漢武帝劉徹在經濟治理和《輪台詔》後，這這位曾叱吒風雲的帝王步入了風燭殘年。然而，命運似乎並未打算讓他就此安享晚年，皇位傳承與國家經濟複蘇這兩座沉重的大山，死死地壓在他那已然疲憊不堪的心頭。
先說皇位傳承這一揪心之事。原太子劉據，本是劉徹滿心期待的接班人，卻在“巫蠱之禍”中含冤而死，
“巫蠱之禍”堪稱漢武帝晚年的一場驚世浩劫。那時，漢武帝深陷對巫蠱之術的迷信，心智漸被蒙蔽。奸佞之徒江充瞅準時機，心懷叵測地捏造太子劉據以巫蠱詛咒聖上的罪名。
江充一夥在太子宮中“精心”挖出所謂用於巫蠱詛咒的木偶，將這莫須有的罪名強加於劉據。劉據百口莫辯，深知父親被讒言所惑，自己已陷入絕境。若坐以待斃，必遭毒手；若奮起反抗，又恐擔上謀反的罪名。
在這生死攸關的抉擇時刻，劉據在恐懼與絕望中毅然決定起兵，試圖為自己討回清白。然而，漢武帝被彆有用心之人的讒言左右，認定劉據謀反，毫不猶豫地派出重兵鎮壓。
這場父子之間的兵戎相見，最終以劉據的兵敗自殺慘烈收場。其母衛皇後也在絕望中含恨自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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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宮廷內外血雨腥風，眾多無辜之人被牽連其中，慘遭屠戮。無數家庭支離破碎，哀嚎遍野，成為了大漢王朝一段黑暗而慘痛的記憶。
這一慘劇如同一把利刃，深深地刺痛了劉徹的心，也讓他在選擇繼承人的道路上愈發舉棋不定。在“巫蠱之禍”發生前，衛子夫作為皇後，因其溫柔賢淑和家族衛青等人的功績，曾深受漢武帝的寵愛和敬重。
然而，“巫蠱之禍”導致了他們關係的急劇變化。漢武帝在當時的情境下，可能更多的是被憤怒和懷疑所主導，對衛子夫的感情或許已被政治風波和宮廷爭鬥所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