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製度得到優化，推行了相對公平的均田製和租庸調製。在河北部分地區，官府仔細丈量土地，按實際田畝數征收賦稅，有效遏製了大戶逃稅現象。
受災時，如關中遭遇旱災，不僅及時減免當年賦稅，還發放救濟糧。常平倉發揮了重要作用。豐收年，官府以合理價格收購餘糧儲存；災年平價售出，穩定糧價。江南某地水災時，常平倉開倉放糧，保障了百姓的基本生活。
水利工程建設成果斐然。山西的汾河水利灌溉係統得到修繕，周邊數十萬畝農田受益。四川新修的灌溉渠道，極大促進了當地農業發展。
手工業發展迅猛，其中陶瓷業表現突出。越窯的青瓷聞名遐邇，越州（今浙江紹興一帶）的工匠們不斷創新燒製技術，使青瓷色澤溫潤如玉，造型精美多樣。如今，不少博物館都收藏有當時的越窯青瓷精品。邢窯的白瓷產量大增，品質上乘，暢銷國內外。
紡織業中，蜀地（今四川地區）的蜀錦備受推崇。成都的織錦工坊規模擴大，工匠們精心設計出新穎獨特的圖案，蜀錦成為宮廷和達官貴人的心頭好。
商業空前繁榮，長安的東市和西市人來人往。東市主要售賣奢侈品和高檔商品，西市則彙聚了各類日用品和各地特色商品。西域商人帶來香料、珠寶等，唐朝的絲綢、茶葉則遠銷中亞和歐洲。廣州設立了市舶使管理海外貿易，促進了海外貿易的蓬勃發展。
這一時期，女性地位也有所提高。武則天的執政為女性參與社會活動了一定的空間，部分女性得以從事商業活動，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
當時，除了上述提到的產業，文學藝術也極為興盛。詩歌創作達到高峰，書法、繪畫等領域人才輩出，歐陽詢逝世於公元641年，曆經陳、隋、唐三個朝代，是初唐時期著名的書法家。褚遂良等書法家的作品備受推崇，他們的書法藝術在這一時期達到了新的高峰。
此外，武則天積極鼓勵文學創作。在她的支持下，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等初唐四傑得以施展才華。
王勃的《滕王閣序》文采斐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成為千古名句；楊炯的邊塞詩氣勢豪邁，如“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盧照鄰的《長安古意》描繪了長安的繁華與風情；駱賓王的《詠鵝》更是家喻戶曉。他們的作品不僅展現了個人的文學造詣，也為唐朝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
當時，富貴人家的子弟通在家中聘請老師進行教導，學習經典的經史子集。而普通人家的孩子，若有條件，會進入官辦或私辦的學堂讀書。學堂裡的教學注重背誦和講解，學生們要熟讀儒家經典、詩詞歌賦等。
官辦的學堂和私學中，都有老師講授這些優秀的詩歌。對經典詩作進行解讀和分析，學生們則通過抄錄、背誦來學習和傳播。
此外，文人之間的聚會也是詩歌傳播的重要場所，他們相互交流、切磋詩作，優秀的作品往往能在短時間內傳遍士林。
當時出名的詩會，如“曲江詩會”，由一些權貴或文人雅士主辦。每逢春日，眾多文人墨客齊聚曲江池畔，吟詩作對，交流心得。還有“滕王閣詩會”，因王勃的《滕王閣序》而聞名於世，吸引了各地文人前往一展才華。
同時，還有陳子昂等眾多文人墨客活躍在文壇，創作出眾多優秀作品，共同推動了唐朝文學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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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軍事方麵，武則天積極推動軍事改革，對軍隊編製和裝備進行了優化和更新。她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防禦和管理，多次派遣將領出征，鞏固了唐朝的邊疆防線。
在這一過程中，她培養了一批忠誠於自己的將領，如程務挺、王方翼等。這些將領在軍事上屢立戰功，為武則天在朝中樹立了威望。
李唐宗室對武則天的權力擴張極為不滿。威脅到了李唐王朝的正統地位，多次試圖發動政變，推翻武則天的統治。
公元664年，太子李弘的突然離世，引發了外界對武則天的種種猜測和質疑。一些宗室成員認為李弘的死與武則天有關，暗中策劃反對武則天的行動。
朝中的一些大臣也對武則天的專權表示擔憂。他們雖然不敢公然反對武則天，但在一些具體決策提出不同意見。
麵對這些壓力和挑戰，武則天采取了靈活多變的策略。對於李唐宗室的反對，她一方麵加強了對宗室的監控和打壓，另一方麵通過聯姻等方式，拉攏一部分宗室成員，分化他們的勢力。
在“二聖臨朝”時期，李治雖常因病稱病，但貢獻顯著。
政治上，李治善於用人，提拔了許多有才能的官員，完善了唐朝的官僚體係。他還修訂法律，使律法更加公正嚴明。
軍事上，顯慶二年（公元657年），李治遣大將蘇定方等征討西突厥，最終西突厥汗國滅亡，唐朝在其故地設置昆陵、蒙池二都護府，擴大了疆域。
公元681年太平公主出嫁，下嫁唐高宗的嫡親外甥、城陽公主的二兒子薛紹。這場婚姻旨在鞏固皇室與功臣家族的關係，加強政治聯盟以穩定朝局。
李治在“二聖臨朝”時期，在政治、軍事等方麵均有重要作為，與武則天共同推動了唐朝的發展和穩定。
公元674年，武則天已經成為唐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李治的權力則被進一步削弱。這一時期的武則天，已經為日後稱帝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她憑借著卓越的政治才能和權謀手段，成功地實現了權力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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