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期，文字獄與閉關鎖國政策對國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文字獄在封建王朝一直就有，但是到了清朝它是發展到了整個王朝。清朝統治階層發起的針對文人的迫害。康熙時期的莊廷鑨《明史》案
莊廷鑨（1585—1655年），浙江烏程南潯（今湖州）人。他是浙江湖州的富戶之子，十五歲時成為貢生，進入國子監學習，後來因疾病雙目失明。
莊廷鑨眼盲後，想效仿左丘明著書立說，於是購買了天啟朝大學士朱國禎撰寫的未完成的《明史》遺稿。
之後，他廣聘名士吳炎、潘檉章等十六人，以每千字潤筆三十兩白銀的代價，讓他們補寫崇禎朝和南明史事。
在編寫過程中，他們奉南明弘光、隆武、永曆帝為正朔，使用永曆等朝的年號，斥責明將降清為叛逆，更直呼努爾哈赤為“奴酋”、清兵為“建夷”。書成不久，順治十二年（1655年）莊廷鑨病死。
莊廷鑨死後，其父親莊允誠於順治十七年冬（1660年）將書刻成，定名《明史輯略》。順治十八年（1661年），此書被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當時康熙年幼尚未親政，鼇拜責令刑部滿官羅多等到湖州徹查，並嚴厲處置涉案的相關人士。
最終，莊廷鑨被掘墓開棺焚骨，其弟莊廷鉞被淩遲處死，此案牽連致死七十餘人，史稱“莊廷鑨明史案”，也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獄之一。
雍正時期著名的文字獄之首，呂留良案，呂留良生於1629年，出身封建仕宦家庭，浙江崇德縣（今浙江省桐鄉市崇福鎮）人。他是遺腹子，父親早逝，由三哥呂願良夫婦撫養長大。呂留良自幼聰穎，讀書三遍即可背誦，八歲能文，十歲時受三哥所建的澄社影響，開始對時政有所關注。
明朝滅亡後，呂留良於順治二年（1645年）與侄兒呂宣忠散家財召募義勇，與入浙清軍抗衡。呂宣忠曾署總兵都督僉事，後大戰清兵於瀾溪（太湖下遊，烏鎮附近），兵敗後入山為僧，最終因探父病回家被捕遇害。呂留良也在抗清戰鬥中左股中箭，留下終身創傷。
順治十一年（1655年），呂留良開始評選八股文。他借評選時文宣揚“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倫”的民族氣節，對士人學子影響極大。
康熙五年（1665年），浙江學使至嘉興考核生員，呂留良拒不應試，被革除諸生。此後他歸隱崇德城郊南陽村東莊，自開天蓋樓刻局，選刻時文出售並提囊行醫，還與張履祥等專攻程朱理學，創立南陽講學堂，設館授徒。
他拒絕清廷征聘，削發為僧，在吳興埭溪之妙山，築風雨庵，隱居講學，門人弟子眾多。1683年，呂留良因病與世長辭。
呂留良去世後，其著作在民間流傳。湖南學子曾靜讀了呂留良的書後，對其思想極為推崇。曾靜派學生張熙送策反信給川陝總督嶽鐘琪，試圖勸其反叛，被告發下獄。曾靜在獄中供稱自己的反清思想是受呂留良學說的影響。
此案審理了長達五年半的時間。雍正對呂留良的著作和思想進行了詳細審查，認為其言論具有嚴重的反清傾向。
雍正十年（1732年），呂留良被剖棺戮屍，其子孫及門人等或被戮屍，或被斬首，或被流徙為奴。呂留良的所有著作也全部被燒毀。此案牽連甚廣，成為清代文字獄之首，對當時的文化思想造成了極大的衝擊和禁錮。
直到辛亥革命後，呂留良的冤案才得以昭雪。呂留良案反映了清朝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思想控製和文化壓製，也體現了當時民族矛盾和政治鬥爭的複雜性。
呂留良是明朝滅亡後拒考科舉、堅決反清的學者，著書立說中有大量反清內容。呂留良去世多年後，因曾靜、張熙謀反事件牽連其家。雍正帝下令挖墳、劈棺，呂留良後代和學生滿門抄斬。大量相信呂留良學說的讀書人也受株連，被罰到邊遠地區充軍。此案牽連之廣、手段之殘酷，讓天下讀書人噤若寒蟬。
乾隆時期的胡中藻案，大臣胡中藻詩中有“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乾隆帝認為此句是故意將清朝加上“濁”字，居心叵測。胡中藻被殺，友人也受牽連。乾隆時期文字獄頻繁發生，文人創作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招來殺身之禍。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進士，後擔任內閣學士和湖南學政。他是鄂爾泰的門生。鄂爾泰是雍正帝臨終時任命的顧命大臣之一，與大學士張廷玉素來不和，各級官員也以二人為首形成鄂、張兩派朋黨，互相傾軋。
乾隆帝對朋黨現象十分不滿，胡中藻作為鄂爾泰的門生且與鄂爾泰之侄甘肅巡撫鄂昌交往密切，自然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乾隆二十年，乾隆密令廣西巡撫衛哲治將胡中藻任廣西學政時所出試題及與人倡和的詩文“並一切惡跡，嚴行查出”。
乾隆召集群臣，指出胡中藻《堅磨生詩鈔》中的諸多問題。比如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認為將“濁”字加於國號“清”字之上，是對大清的詆毀；詩中還有“一世無日月”“又降一世夏秋冬”等句，被認為是否定本朝的功績；“天匪開清泰”等句也被視為非議清朝；“斯文欲被蠻滿洲”“與一世爭在醜夷”等則是挑動夷夏問題，質疑清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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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胡中藻作為學政，所出試題如“乾三爻不象龍”（因乾隆年號與“龍”相關，被認為有詆毀之意）、“鳥獸不可與同群”“狗彘食人食”“牝雞無晨”等，也被乾隆視為悖逆之語。
胡中藻平日自稱為“記出西林第一門”，而西林覺羅為鄂爾泰姓氏簡稱，乾隆斥其“攀援門戶，恬不知恥”。
胡中藻被處斬。原本被判處淩遲，但乾隆為顯示其仁厚，改為處斬。鄂爾泰雖已在乾隆十年（1745年）病逝，但也未能擺脫罪責，其靈位被從賢良祠中撤出。
鄂昌被賜自儘。為胡中藻《堅磨生詩鈔》作序且出資讚助印刻的禮部侍郎張泰開被“部議奪官治罪”。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的史貽直因為其子求甘肅布政司一職曾寫信給鄂昌，被人告發後罷官勒令回籍。
胡中藻案是乾隆為打擊朝中朋黨、加強中央集權而興起的文字獄。造成社會恐怖氣氛彌漫，無數文人墨客慘遭迫害，大量珍貴文化典籍被焚毀或篡改。知識分子不敢過問政治，不敢表露個人思想，中國思想學術陷入長期停滯和僵化狀態。
文字獄在清朝的盛行，反映出統治者對思想文化的高度控製，其目的在於維護統治的穩定和權威。
這種極端的控製手段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思想陷入僵化，文化發展受到嚴重束縛。清朝在對外政策上也逐漸走向封閉。清朝統治者出於對自身統治的擔憂以及對傳統農業經濟的過度依賴，開始推行閉關鎖國政策。
他們堅持以農為本，推行“重本抑末”政策，認為無需與外國過多經濟交流，試圖通過封閉國門來維護封建統治的穩定。從文字獄到閉關鎖國，清朝的統治策略逐漸走向保守與封閉，這也為後來中國在近代的落後埋下了伏筆。
閉關鎖國政策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迫沿海居民內遷，“片板不許下海”，對外貿易幾乎完全停滯。這一舉措主要是出於政治和軍事目的，防止沿海地區的民眾與反清勢力勾結，同時也有一定的經濟管控意圖。
隨著局勢的變化，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統一台灣後，逐漸放寬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處海關，允許與外國進行有限的貿易往來。但此時也並非完全開放，仍有諸多限製。
到了乾隆時期，清政府開始全麵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乾隆以海防重地規範外商活動為理由，諭令西洋商人隻可以在廣東通商，即“一口通商”。這一時期，閉關鎖國政策更加嚴格和係統化，對進出口貿易、外商活動範圍等進行了嚴格限製，成為較為明確的“國策”式政策走向。
清朝的閉關鎖國政策是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內斂和自我完善，對外來文化和技術持懷疑態度，不願接受長期推行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逐漸與世界隔絕，無法及時了解世界形勢變化，也未能適時學習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導致中國在近代逐漸落後於世界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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