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李穀、竇儀、王樸三人的詔書，作為托孤之用，算是中規中矩的策劃，而交給王溥的第四份詔書，則是至關重要的。
王溥其人，以忠孝聞名天下，昔日，王溥父親去世，他先後四次向周世宗郭榮上書，請求辭官回鄉，按照規則為父親守孝三年。
可是，王溥當時的職位非常重要，還正值郭榮第一次發兵攻打南唐，這種情況下，郭榮自然是不允許的。
然而，這位王齊物可不管那麼多，你既然不準，老子就不乾了，直接回鄉給父親披麻戴孝去了。當時，長江沿線戰事緊急，郭榮無暇他顧，一直到攻打壽州遇挫，想要找王溥商量的時候，才發現人不見了。
郭榮的脾氣，那是相當不好，當著眾人的麵說，一定要把王溥給宰了。最後，在宰相範質的營救之下，王溥才保住了一條小命，可他沒有立即就範，硬是一天不差地守孝三年。
等南唐戰事結束，郭榮再想起這件事情，反而覺得王溥此人仁孝忠誠，重新任命為參知樞密院事，隨後一路升遷，進入到後周朝廷的中樞層次。
到如今，郭榮感到自己壽命不濟，托孤之事，非王溥不可。
一個連皇帝都敢頂撞的人，一個為了自己目標連死都不怕的人，將第四份詔書交給他，是最為合適的。
因為，第四份詔書的內容，概括起來就是“製約武將集團”。
郭榮在清醒的時刻，腦海中回憶最多的，就是自己的義父、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郭威的所作所為。
郭威在自己臨終之前，硬撐著一口氣，召見了自己的外甥李重進與義子郭榮，要求李重進當著自己的麵，對還未登基的郭榮施行跪拜之禮，以此明確兩者的君臣關係。如果不是這樣，後來的李重進，未必會聽從於郭榮的調遣，可能早就反他娘的了。
畢竟，按照皇室血緣關係，皇位繼承的第一順位人是李重進，第二個才排到了郭榮，第三個則是張永德。
於是，詔書中寫明，李重進被罷免了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脫離了親衛軍的體係，封他為中書令，並要求李重進離開汴梁、鎮守青州。張永德則被罷免了殿前都檢點的職務，同時給了一個“檢校太尉”的虛職。
接下來，詔書中的內容，讓後世許多人意難平，那就是加封趙匡胤為殿前都檢點，統帥後周最為精銳的殿前軍！
四份詔書，看似布局天衣無縫、巧妙製衡，唯獨這一決策，導致滿盤皆輸！
後世之人，不能苛求郭榮看的多長遠，畢竟，當局者迷。
人之將死，能夠料想到眼前的事情已經不容易了，郭榮此時，早已忘記了張永德、李重進為了自己的大業，披荊斬棘、浴血疆場的功勞，大腦神經如同條件反射一般，被當初“郭威托孤”的情形所牽製。
在郭榮看來，李重進、張永德以及曹彬、楊庭璋、李筠等人，都與自己存在外戚關聯，他們可能威脅到自己兒子的地位，可你趙匡胤算什麼東西？打仗再厲害，威望再高，本質上還是一個外人。
一個外人，沒有資格與我郭氏後代爭奪皇位，想要榮華富貴，就隻能好好的給我兒子打工。
如此布局，在郭榮看來是最穩妥的，可他並沒有徹底放心，也考慮到了趙匡胤可能憑借軍功與手中兵權，給自己兒子帶來麻煩的可能性。
於是，第四份詔書中，還任命王溥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
近衛親軍原本的總指揮是李重進，罷免之後，韓通上位，現在又將王溥封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放進了親軍體係作為二把手。
韓通曾經追隨郭威，郭榮繼位之後，忠誠無二、屢建奇功，曆史上，陳橋兵變發生之後，韓通是汴梁守軍當中唯一一個抵抗趙匡胤的，最後落得個滿門抄斬的下場。
在北周武將集團當中，韓通很能打，但名望不是很高，這注定他必須依附郭榮一族，對未來繼位的郭宗訓忠心耿耿，他率領的親軍，能夠很好的製衡趙匡胤率領的禁軍。
同時，在郭榮看來，韓通、王溥一文一武，少有交集，即便韓通在趙匡胤率領禁軍作亂時不作為，還有王溥可以頂上。
這樣一來，大周兩支最強大的軍事力量，禁軍、親軍之間也形成了製衡關係。
不難看出來，為了幼子順利繼位、為了大周江山，柴榮可謂用心良苦，將外戚、文臣、武將及“智囊團”安排的井井有條，四份詔書如果能夠得到有效執行，也意味著現有後周統治集團的大洗牌。
隻可惜、十分可惜、萬分可惜，郭榮沒有想到，一切變生肘腋，一切猝不及防，他費儘心力製定出來的托孤計劃，因為趙匡胤這一個變數，淪為後世笑柄。當“趙檢點”變成“趙官家”之後，當大周變成大宋之後，一代英主郭榮，也被曆史書寫者以春秋筆法，描寫成五代十國時期可有可無的皇帝，畢竟，相比趙匡胤統一天下、結束亂世的成就，郭榮的功績顯得微不足道，後來的食利階級，坦然地享受“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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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話，郭榮失敗了，他敗在對人性的認識不夠深刻，更敗在了對自己太過自信。
甚至可以說，郭榮犯了剛愎自用的毛病。
回顧郭榮短暫的一生，最能概括的一個字就是“急”，尤其他登基稱帝之後，處處表現出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
六年，具體來說，是五年零六個月，郭榮就打下了大大的地盤，而代價，就是常年的高負荷工作，事實證明，郭榮不僅嚴苛地壓榨自己，也近乎殘酷地壓榨官僚。
舉一個例子，郭榮為了實現大業，對後周的管理體製進行了係統改革，歸納起來就是“文官備戰、武將征戰”，文官集團負責一切戰爭所需要的物資準備，而武將隻管打仗、搶地盤，這樣簡單的模式，自然是十分高效率的。
然而，郭榮忽略了一個大問題，“備戰”與“征戰”是完全不同的工作體係，前者需要不僅需要充沛的物資供應，還需要充足的時間、空間調度，作為皇帝，你一句話就可以決定今天去打誰、誰去打、怎麼打，可文官集團要準備軍械、糧草、衣服、藥材等各種東西，需要的時間就很多。
郭榮對此並不關心，他很“理想化”的提出要求，如果文官集團完不成，那就要治罪。《舊五代史》中曾記載，“二征南唐”期間，命令左藏庫使符令光在入冬之前，為大軍準備棉衣。棉衣這種東西，又不是，吹口氣就能做出來，儘管符令光儘心儘力的去準備，還是因為未能及時備齊，而被郭榮治罪斬殺！
符令光不是一般人，他的職位不高，可出身門閥世家，祖上從唐末就一直在朝中為官，先後曆經後梁、後晉、後周，可謂盤根錯節、一榮俱榮。更為關鍵的是，符令光本人公正清廉、為人謹慎，在崗位上任勞任怨，在同僚中的名聲很好。僅僅因為棉衣上繳不及時，就被砍了腦袋，這讓其他官員如何思量？大概，不是一句“伴君如伴虎”能說服眾人的了。
符令光的遭遇，在郭榮統治之下，不過是冰山一角，幾乎所有大臣都麵臨著“不測之罪”。
也就是說，郭榮在繁忙工作當中，作為官員必須隨時待命，他忙的時候未必用到你，可當他用到你的時候，你沒有及時出現，那就要治罪！從最輕的降級罰俸，到砍頭亡命，不過就看郭榮的心情了。
正是郭榮的“急”，他累死了自己，也寒了滿朝文武的心。
另一邊，趙匡胤在“義社十兄弟”的基礎上，拚命地拉攏禁軍勢力，該送錢就送錢，該求人就低頭，該許諾好處絕不含糊，極儘能事地拉攏人心。所以當“陳橋兵變”發生後，汴梁城中很多文臣武將都態度曖昧，包括張永德，他還是郭榮的妹夫，不僅沒有幫助郭榮穩定局麵，還主動投靠了趙匡胤。
一句話，人心散了，早就散了，文臣武將，給誰乾不是乾呢？你樂意當皇帝，你就去當，換個體恤下屬的皇帝更好，何況，他還能保證老子的榮華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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