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這樣一來字數就太多，翻刻的利潤將會十分微薄，所以除了一些騙錢的作品，盜版的《國富論》遲遲沒有發行，翻刻的書坊都在撓頭想著怎麼精簡呢。
三吳市麵上《國富論》的名聲越傳越響，但許多人始終都沒有辦法弄到書籍來閱讀。
直到袁無涯趕工出第二版三千本《國富論》，許多已經等的焦急難耐的讀書人才有機會看到此書。
他們聽說過這書的名氣，以為這是一本儒學高論，但是翻開之後幾乎無不驚訝——一個由嚴謹的邏輯思維解析出來的經濟世界清晰展現在讀者麵前。
這種震撼感實在太強，書種堂的《國富論》印到第三千本時，蘇州就已經出現了專門討論此書的文會。
隻因為《國富論》在蘇州的問世正當其時。
雇傭勞動在此時的三吳已然非常盛行。
明末之前的雇傭往往是一種副業，農民在農閒之時才進城打工，而到了此時的萬曆年間三吳已經出現了專業的雇工階級。
同時此時三吳大的機戶家中有織機十幾台，雇工數十人。
當作坊大到這種程度，業主就已經不需要從事手工勞動、也不需要再親自監督工人，大機戶依舊要照看自己的生意，但是方式已經成為招工頭看機器，自己則負責製定再投資方案。
類似的窯戶、灶戶已經成為運營資本的資本家，而非親自動手勞動的小工廠主。
就在今年，收稅太監孫隆在蘇州征稅，規定機戶“每機一張，稅銀三錢”，直接促使民變，而民變方式是“機戶罷織”——工廠主發現自己不生產就可以對抗朝廷。
機戶罷織，整個蘇州的商稅立刻出現大問題，太監都畏懼三分。
而在工廠主和工人之間也出現了相應的對抗模式，工廠主若降低工價，機工就聯合“叫歇”抵抗。
甚至此時已經在蘇州濂溪坊一代出現了織造工的人才市場，以師徒關係學出手藝的織機操作工——車匠進城之後就會聚集在濂溪坊一代，幾十上百人或站或坐，等待雇傭。
這是之前曆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場景。
以至於朝廷官員最開始還以為他們是流民，派人去施粥遣返時一問才發現這些人是來找工作的，給飯吃他們根本不走，後來弄了幾個機房主來招工，這群人就跟著去了。
經常有人在濂溪坊聚集，弄得言官以為蘇州出現了什麼大災。
後來江蘇巡撫曹時聘受命調查之後上報朝廷解釋此事：
“吳民生齒最繁，恒產絕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
而且他還發現這些人居然全部依靠紡織業存身，意識到如果朝廷打壓紡織業，肯定會和騷擾農桑一樣造成流民：“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三吳新興的資產階級需要理論去指導自己的投資，而從未管理過工商業社會的官府衙門也需要相應理論去指導自己的工作。
而《國富論》就在此時問世。
這本書在江南迅速引來許多人的追捧。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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