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到龐迪我的詢問王文龍一笑，他之所以願意和龐迪我交流的目的就在這裡。
他說道：“我以為利瑪竇的辦法就很好：調和與適應中國文化，注重和文人學士交流，走上層路線，通過科學技術的間接方式傳教，對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和禮儀實踐保持開放尊重的態度。”
王文龍評論道：“這就是利瑪竇能成功的原因，我覺得應該把這套辦法命名為利瑪竇規矩，在耶穌會士中廣為宣傳。”
明清朝廷並不反對天主教，中國民間流行的宗教多了去了，不差天主教這一個，關鍵你得服管。
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真正的問題是天主教自己的排他性，動不動要求中國人改變所有傳統習俗，不聽朝廷的要聽教皇以及修會的，這一套放在中國就是搞笑呢，能傳開才有鬼了。
也正因如此，西方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屢屢碰壁，直到利瑪竇搞懂這一點。
此君在華傳教多次碰壁之後總算學聰明了，知道不能硬整，於是他不再強製禁止教徒祭拜祖先，學穿明人的服飾，人家當他是僧人把他請到佛教寺廟中熱情款待他也接受，還和當地僧人關係處的不錯。
曆史上利瑪竇在肇慶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收到了當地官員的匾額，上書“西來淨土”，因為當地官員不知道啥是天主教，所以完全把利瑪竇的天主堂當成一個洋和尚開的佛寺。
而利瑪竇看到後也高高興興的把匾額掛上去，並且和其他神父說“淨土”和“天堂”的意思差不多——主打一個懂事。
正是因為使用這種方法，明代士紳大夫才願意和利瑪竇交流。
“利瑪竇規矩”在保持中國文化完整性的同時，也給中西文化提供了交流的途徑，無疑是最適應中國國情的傳教方法，以此耶穌會也成為惟一能夠成功在華傳教的修會。
對於此時王朝來說隻要天主教不搞什麼異教徒排斥，傳教士拜耶穌、佛教徒吃齋、道教修仙，誰也不乾涉誰，那麼耶穌會在中國傳教也沒問題，而中國也能得到他們所輸入的大量歐洲科技——在現階段彼此都是賺的。
前世的天文學家湯若望、南懷仁，畫家郎世寧全都是耶穌會士，也是在利瑪竇規矩之下入華的。
大明的確需要歐洲人的技術，哪怕有王文龍這個穿越者也一樣。
因為科技是一整套完備的體係，王文龍或許知道其中一兩個曆史上的關鍵點，但剩餘大量的技術是靠工匠長期磨合出來的，王文龍不可能在大明空手建立起一套科技體係。
比如王文龍知道清末鐵炮的鑄造技術改良，但他連鑄造廠都沒進過，不可能平地起高樓的造出比澳門卜加勞炮廠更好的火炮，他知道牛頓定律，會算拋物線，可他寫不出一套炮兵操典：必須要實際大量應用炮兵作戰才能積累出完整經驗。
而這些東西曆史上耶穌會士為了在華傳教向明清朝廷輸入了不少。
前世曆史上到滿清時“利瑪竇規矩”已經成為官方判定傳教士是否合法的標準。
康熙年間曾規定，隻有遵守“利瑪竇規矩”的傳教士才可以在“領票”製度下進入中國傳教，不遵守者則驅逐出境。一些遵守利瑪竇規矩的歐洲傳教士也在曆史上留下了“西儒風範”的評價。
一直到清朝末年國力大衰，朝廷對於私自入華傳教的傳教士再也沒有本事控製之後，這套規矩才被西方傳教士完全打破。
許多外國傳教士在有絕對武力優勢的情況下再來傳教基本就變成配合殖民了，直接利用買辦和二鬼子發展教徒，更是對利瑪竇規矩嗤之以鼻，他們威脅地方、毀寺拆觀、包庇二鬼子侵占百姓良田，原本天主教與中國社會的平衡直接被打破。
聽了王文龍的話龐迪我默然良久，他有些抵觸這種和異教和光同塵的傳教辦法。
但思考之後龐迪我也不得不承認王文龍的分析沒錯，似乎隻有這樣才能打開對大明傳教的大門。
良久後龐迪我起身道：“建陽先生的分析非常精辟，我應該給耶穌會寫一封信了。我代表耶穌會對您表示感謝。”
王文龍道：“隻是一點建議而已，日後說不定我還有求到你們的時候呢。”
龐迪我笑著說：“到時候我一定儘力幫忙。”
耶穌會即使到崇禎末年也隻不過發展了十幾萬信眾，但是其中上層文人的比例卻是非常高，這也是耶穌會找到的主要傳教方向。
通過今天的交流，龐迪我已經非常認同王文龍的世界眼光，知道這樣的人物在明朝絕對是鳳毛麟角。哪怕耶穌會不用王文龍所說的利瑪竇規矩，也有必要交好王文龍這樣的名士。
……
“相公，前麵就要到廈門島地界了嗎？”沈宜修坐在轎子上好奇的看著這閩海風物。
這還是她第一次看見大海。
王文龍囑咐她說道：“你彆到處跑了，趕快回船艙裡坐著，待會兒浮海危險。”
沈宜修搖頭說：“我想看看他們是怎麼起錨航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