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曆史之中的姚旅就曾為了寫書跑去台灣島實際生活考察，還深入內陸的開墾地，記錄下島上移民村落的生活，描述當地土著和移民之間的交易與戰爭。
而現在看了《民族國家論》之後，姚旅帶著擴張中華文明的思想去大員島考察就更理所應當了。
姚旅不是東林黨人那種在全國都有聲望的學者，但是他在莆田一帶鄉土讀書人中影響力極強。
福建出海的人口有好幾萬，他們之中也有讀書人，但是這些讀書人卻對於什麼東林黨、泰州學派這些高深思想不太感冒，在他們之中最有影響力的就是姚旅這種本土學者。
福建海商作為此時向南洋擴張中華文明的主力軍，姚旅能夠接受《民族國家論》所帶來的實際效果必然非常明顯。
姚旅在去往大員的海船上看了《民族國家論》，比之前想象的還要驚喜，幾天中他反複閱讀，接著便做成文章。
半個月後所寫稿子就發在泉州的《商報》上。
稿子的題目就叫做《讀民族國家論》：
“餘本月於興化府遇王建陽。
讀者中好學曆史者，當熟知此公，建陽有《葡萄牙國史》聞名於世。與公攀談，建陽言及近著二書，頗自得，一曰《尚書古文疏證》，言考據之學也，已然斐然於儒門之中；一曰《民族國家論》，講論民族與國家之關係，隻有書稿，還未刊行。
時福建浯嶼把總沈士弘引兵大員島擊倭寇，為島上福建奸民通倭相害，以至損兵沉船。
建陽公言之，呼號沉痛，有‘百姓愚昧，助匪害己不自知’之言語。
又出《民族國家論》書稿半冊，請試而閱之。
餘自翻閱，漸覺明白，方知民族國家之大義，亦知王建陽悲呼之緣由。
建陽又得出驚人之論，曰：海上歐洲人虎視眈眈，荷蘭人將圖謀大員島。閩人不取大員島，則為外人取之，將為禍閩海矣。
餘初時不信，然待福州有高宷受倭寇劫殺之事，公人查探，傳出消息。
曰：荷蘭人款通高宷，欲圖謀大員島雲雲，竟與建陽公所言一般無二，餘乃驚愕不已。
……建陽公非特名仕也，其學足以開宗立派，預言並非基於求仙問卜，乃所謂科學之研究也。
彼於《民族國家論》中，又預言率先建立民族思想之文明當可傲然於世，落後者則非但國祚不存，以至有亡族滅種之危，其原因如下……”
姚旅的這篇文章洋洋灑灑三千多字，把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大體內容全都概括了出來。
也是因為姚旅確實在海商之中頗有聲名，換成彆人實在難得能在《商報》上發這麼大版麵的文章。
在文章最後，姚旅甚至直接稱王文龍為“又一李卓吾”，放在福建以外的地方這稱呼都不一定是好事，但是李贄在泉州的名聲非常正麵，這稱呼在海商群體中絕對算得上極大褒獎。
報道一發出來，再度讓王文龍揚名海外，許多海外商人都因此對王文龍有極好印象。
海商們第一次聽到《民族國家論》這本書，有些感興趣的海商派家人回大明尋找此書，很想看看這本被姚旅誇的天上的書籍究竟好到何等程度。
誠德堂這時也印出了第一批《民族國家論》，姚旅的文章恰好給書籍做了廣告，第一批兩千本書中居然有兩百多本被人賣到了海外去，甚至連安南國的人都來買。
《民族國家論》這本書等待發酵的同時，王文龍在南京國子監講的文字斷代學講稿也已經被和《尚書古文疏證》整理在一起正式傳入了京城。
許孚遠看到《尚書古文疏證》之後驚為天人，於是寫信將此書推薦給自己的幾個弟子。
許孚遠的弟子丁元薦是萬曆十四年進士，四年前他和首輔王錫爵對杠，鬥敗，於是很快在京察之中被座個“浮躁”的評語，罷官回家。
丁元薦在家中自然也不閒著，投身到東林黨之中，現在已經是東林大佬。
收到許孚遠的信時丁元薦正準備為東林黨上京城活動，於是將師父的信以及師父送來的《尚書古文疏證》放在行李之中一起帶上京城。
丁元薦在經過南京之時又到岸上和國子監的官員互相唱和，宴席中得到友人贈送的一部《文字斷代學講義》藍印本。
刻板印刷在定稿之前有一個校勘階段，為了方便修正刻版，校勘階段的印刷不能使用難以擦除的黑色墨水，所以第一次校勘使用的是紅色墨水，印出的書籍版本字是紅色的，叫做紅印本。
第二次校勘用藍色墨水，出來的本子就叫藍印本，這種本子一般已經沒有低級錯誤，其實已經到達了出版標準。
印版的油墨是越刷越深的，一旦定稿之後上了黑色墨水，印版吸收黑墨就沒有辦法再印出淺色字體，所以每一批刻板完成之後精美的藍印本注定隻有幾冊，因此也就有了珍藏性。
南京國子監的印書作坊有精工之名，所印藍印本常作為文人之間互相贈送的珍品。
送書之人極力推薦丁元薦看《文字斷代學講義》，丁元薦原本在師父書信中見到他對王文龍大加稱讚便對王文龍感到好奇，聽說這講義也是根據王文龍的講課所總結，心中對王文龍的思想更加有興趣。
於是接下來他在運河上無聊，便乾脆拿出《尚書古文疏證》閱讀。
最開始他對這書也不至於太過重視，但是一讀之下卻是越發驚訝。
然後他又看了藍印本的《文字斷代學講義》，係統了解了王文龍用來考據《古文尚書》的科學方法，丁元薦再次心中震撼。
錢一本這樣的東林黨人都尊奉理學，普遍反對《尚書古文疏證》的，但丁元薦雖然也是東林黨大佬，卻對這兩本書萬分推崇。
因為《尚書古文疏證》的研究方法對於丁元薦這一派學者來說太舒服了，他實在不能違反本心。
丁元薦到了京城之後便將此書在京城文人之中廣做推薦。
他在推薦此書時還主動為王文龍辯解：
“王建陽此書並非誹謗聖賢，乃是用考據之方法進一步研究聖賢文章的真義，去偽存真，去蕪存菁，此方法真開創一考據學派，之前研究此道之人皆不可比也……”
顧憲成高攀龍等人自稱東林大佬，但是他們都已經辭官或是隱居，隻能在幕後操縱。
此時東林黨台麵上有能力的官員中丁元薦的地位僅次於李三才之下，和於玉立同輩。
所以雖然他現在閒居在家，但是有心的都知道他背後有東林黨的支持，說不得哪天就又要從草莽之中一飛衝天的。
如此身份的丁元薦在京城之中推薦王文龍的這兩本書，自然引得眾人好奇，紛紛傳看，一時間引起熱烈討論。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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