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峒先生就是徐奮鵬，他是萬曆朝的著名史學家，寫了幾十本史評、史地著作，評論曆史資料詳實、立論公允，於天下有莫大名聲。
因為他在臨川筆架山下設館收徒，所以被世人叫做筆峒先生。
徐奮鵬的曆史思想在前世傳入日本，被許多日本漢學家認為是“治國良方”，甚至對明治維新的思想進程都起過指導作用。
他的書之所以有如此效果，就是因為徐奮鵬在評論曆史之時嚴申華夷之辯的傾向非常強，在民族主義這一塊屬於明代的激進派，甚至能啟發兩百年後日本的維新思想家建立“大和民族”認同。
李如一得知《民族國家論》的大內容之後就找來了徐奮鵬的雜文比對，此時他先翻開徐奮鵬的《徐筆峒先生文集》卷八，找到那篇闡述徐奮鵬曆代王朝正統問題的《古今正統辨》又看了一遍。
徐奮鵬在這文章之中以明初大學者宋濂對於朱元璋的稱讚“功高萬古，得國極正”開始論述，認為宋濂之所以說朱元璋得國極正，不是因為他順應民心獲得百姓支持，而是因為他“迅掃胡腥，再開天地”。
他進一步闡述，以為明朝是把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給趕了出去建立的國家，所以從上古的唐虞三代以來得國之正統者，第一就是明朝。
接下來徐奮鵬繼續分析表示：用這個標準來看，漢唐宋在開國之時都沒有將少數民族政權清理乾淨，他們的政權不是從“胡腥”手上奪來的，所以他們比起大明都可算是偽朝——“以此方之，則為漢唐宋，皆閏位可也”。
徐奮鵬的《古今正統辨》認為一個朝代開創的最正統方式就是帶領漢人通過攻擊其他民族而建立，除此之外，無論這個朝代取得再大的成果，都不算是絕對正統。
李如一對於徐奮鵬的文字和思想還是頗為讚許的，此時的文人普遍對於華夷之辨有相當強的執念，而且李如一一家比大多數此時人還要痛恨蒙元。
李如一祖上並非江南人士，而是嘉靖以後從西北遷來，李如一的祖父李詡自己就在回憶錄中寫過他們家因為在關中，曾經見識過蒙古人入侵，因為痛恨蒙古人，順帶著都討厭元朝的國號，李詡寫書時會故意把“元”字用“原”代替，比如把“洪武元年”寫成“洪武原年”。
不過哪怕是李如一，也覺得徐奮鵬“漢唐宋皆閏位”的觀點有些太過偏頗，宋朝怎麼樣不去說他，大明的讀書人對於漢唐還是十分尊敬的，再怎麼樣他也無法說服自己漢唐也是偽朝。
看完這文章再品味一遍，李如一總覺得徐奮鵬文字雖然激昂，但是旨趣並不高，他的書中有一種對於關外領土“求而不得，不如毀去”的悲憤意味。
而且這種敘述對於此時的大明來說也不完全適宜，如果說隻有漢唐，故土才是大明的土地，那麼大明哪還有對奴爾乾都、司烏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土地的聲索和實控權力？
徐奮鵬越是極端，李如一越感覺他文字之中沒有底氣。
放下徐奮鵬的書，李如一又拿起《民族國家論》開始閱讀，隻是稍稍看了幾句，他就覺得眼前一亮。
和徐奮鵬滿紙悲憤的文字比起來，王文龍的文字非常理性。
兩人的主旨其實都是號召明人建立一種民族主義思想，不過相比之下徐奮鵬的民族主義非常狹隘，讓人一看就覺得難以推行，而王文龍的想法則是一步一個腳印，證明過程環環相扣。
徐奮鵬直接把所有的少數民族政權斥為“胡腥”，認為少數民族都要被趕走，實行絕對漢人統治，而王文龍卻認為應該讓少數民族也可以建立中華認同。
王文龍解釋此事直接用了北宋大將呼延讚的故事。
描寫呼延讚一家故事的《呼家將》在此時和《楊家將》《薛家將》一起成為三大家將小說，流傳極廣，市井百姓不少都聽過大宋忠孝王呼延家滿門忠烈的話本。
王文龍指出呼延姓出自匈奴，但是到宋朝呼延家族顯然對中華民族相當認同，呼延讚為宋太宗衝鋒陷陣，赤膽忠心，北宋末年呼延慶還出使金國，受儘苦楚，依舊完成任務。
呼延氏顯然不會認為自己不是宋人。
他又舉例出鮮卑氏、慕容氏這些姓氏，這些氏族當年也是帶著族人內附中原王朝，日久年深後這些姓氏也已經就成為了中華文明的一份子，和出自中原的其他姓氏後人有一樣的認同。
將兩人的書對照在一起閱讀，李如一覺得徐奮鵬的漢人王朝執念其實就是王文龍所分析的一種民族主義思想，隻不過似乎是王文龍所說民族主義中偏於狹隘的那一種，有點類似於王文龍書中歐洲人的“純潔民族思想”。
當李如一讀到《民族國家論》對於未來中華民族的展望，他忍不住擊節讚歎。
王文龍表示對於中原王朝來說，由於周邊的少數民族太多，不可能像分裂的歐洲國家一樣形成單一民族國家，中原王朝所要構建的民族主義，無論是用漢民族去壓製少數民族，還是用少數民族壓製漢民族，未來一定都會失敗，隻能走民族團結同化的路子。
而這樣的民族團結，很可能在被侵略或者是團結對外殖民的過程中實現。
李如一已經被王文龍的理論所說服，他覺得如果大明能夠對外殖民擴張，說不定就能夠像王文龍預言的一樣建立起一個統一的中原王朝認同。
他反複翻閱著《民族國家論》，終於忍不住提筆寫出文章：
“王建陽有感於大員島閩人助倭之事，寫作《民族國家論》，其目的並非批判，而是倡導建立‘民族主義’。餘觀如今談建陽所謂‘民族主義’之人，其實皆說華夷之辯，此辨究其根本乃是出自方希直《釋統》一文。”
“方希直以為天下有‘正統’‘變統’二種，唐虞三代及漢唐宋、本朝，其主有愛民之心，為‘正統’，五胡十六國之君，因其主不可守正，故為‘變統’，然而蒙元是正統是變統？為此一討論，便是今日華夷之辯之濫觴。”
“……如今王建陽《民族國家論》格局又超華夷之辯，一掃百多年間討論之窠臼，彆開一篇章，日後當可稱為‘民族之辨’矣。”
方希直就是方孝儒，這位在朱棣攻占京師後拒不投降、被淩遲處死、誅滅十族的大臣是明初絕對的文壇領袖，整個明代“華夷之辨”的討論起自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在方孝孺寫出文章之後日漸傳開。
《民族國家論》提出了一種比“華夷之辨”更有可行性的民族構建方式，而且理論詳細，見識遠超此時的其他民族主義作品，流傳到江南之後，自然很快就受到眾人追捧，各報紙都出現討論此書的文章，在府縣學中也經常有人為此書激烈討論，發表觀點。
而李如一所寫的文章在這些觀點之中是最出挑的，特彆是他提出的“民族之辨”說法切中要害，居然不脛而走。
方孝孺的官方評價在朱棣死後就已經改變，此時更是已經被文人捧上神壇，雖然大明官方沒有追封他任何官位，但是方孝孺的牌位已經進入南京官方的表忠祠。此時民間對於方家後人極為照顧，嘉靖年間還出過鬆江府的文奸為了謀求名聲自稱是方孝孺後裔的事件，此子亂認祖宗，騙到許多士大夫的保舉推薦，後來還是被方家人察覺到問題告到官府才了結。
王文龍莫名其妙就被捧到和方孝孺一樣的地位。
甚至王文龍的《民族國家論》還傳出了山海關，建州女真之中通儒學的人常常關注大明關於“華夷之辨”的新文章，聽說了《民族國家論》後也想儘辦法弄到翻看。
女真人看了《民族國家論》後全都對王文龍大加稱讚。
就是稱讚，還是不遺餘力的那種，甚至把王文龍引為知己。
這時李成梁的李家軍閥和建州女真正是你好我好的時候，努爾哈赤還當著大明的龍虎將軍呢，還沒有和大明撕破臉。
經常看明人文字的女真人知道在萬曆年間的大明隻要提到少數民族基本上沒有啥好詞，就差直接把他們當成人形動物了，這常讓通儒學、向往得到大明名仕承認的女真人極為失落。
而王文龍在《民族國家論》中表示應該把他們都納入中華民族，這些女真人中的儒學家頓時覺得王文龍人還挺好的。至於此書之中似有似無的漢民族主體思想則直接被他們忽略了，比起那些叫嚷著華夷之辨的明人文章，王文龍的書中那味兒已經相當淡，女真的儒學家早就被罵習慣了。
大明是天朝上國，滿清入關之前注定是自認文化弱勢的。
建州女真中讀漢書的人，有不人都對大明心向往之。
至於其他的女真人怎麼想？他們不認識漢字，也根本不知道有這麼本書……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