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汝芳的家就住在開原城南，是一座很傳統的東北民居，沒有什麼亭台樓閣，隻不過是三麵瓦房，蕭汝芳和大夫人住在正麵的房間中，西房住著他的小妾，東邊一溜則是廚房雜物間之類。
這房子的規模彆說比著關內的進士家庭，就是山東一帶的普通民戶，大概稍有田產之家也能置辦得起。
這也是鐵嶺一帶的正常情況，明代文人筆記記載鐵嶺一帶的士大夫之家生活狀態就是“彬彬若鄒魯城郭之民”，至於遼東的鄉間百姓這時還大量保持著元朝之前的習慣，所謂“男女聚會蕩無防檢”，“大有左衽者”。
聽說蕭汝芳要招待貴客，他的兩個兒子早早就從外邊回來，蕭汝芳的妻妾帶著仆人忙碌著做飯，吃的食物也極有東北特色：高粱米水飯、蘸醬菜，又到市麵上去買了鹵雞鴨回來。
一直忙碌到傍晚，蕭汝芳坐在正堂中舉杯歡迎王文龍：“建陽來我家小坐，招待不周，還請見諒。”
“榮幸之至。”王文龍笑著回答說。
蕭汝芳又指著做中一個軍官模樣的男子介紹：“這是我的長子，蕭伯先，在城外經營田畝之事。”
王文龍連忙拱手見禮：“蕭朋友好。”
“建陽先生好。”蕭伯先雖然是蕭汝芳的兒子，但看模樣就知沒什麼文彩，更像是一個大地主。
蕭汝芳又指向自己的二兒子說：“這是我二子仲才，也是個讀書不成的，如今在衛所中襲了個官職。”
蕭伯才四十幾歲模樣，為人比大哥圓滑的多，他笑著跟王文龍見禮說道：“半個月前聽軍中說本地來了大名士，那時我就想回來見見，又聽聞先生北邊去了，前兩日才聽說要到開原，我連忙便向軍中告個假趕了來，這才能見老先生一麵。”
“仲才兄太熱情了，今日能見到兄長，亦堪稱快。”王文龍笑著說道。
內地的讀書人家子弟一般不會經商和從軍，但在鐵嶺衛卻很少有這樣習俗。今天到蕭汝芳家吃飯，王文龍處處都能感覺到遼東和內地習俗的差彆。就比如這會兒他們吃著飯，而場院裡還擺著一口蕭汝芳給自己身後備下的棺材。
當然，這種習俗在江南也有，不過王文龍一進門就發現這棺材的材質是鬆木。
鬆木的價格便宜、木質軟、還容易開裂，在關內肯定不會被用來做棺材，但這卻是遼東人的習俗。
當年遼東總兵韓璽臨終前聽說家人為他去南方求取杉木為棺，立馬勸阻說道：“吾東人，以鬆木為棺，從俗可也。”本質上是遼東地方認同的體現。
王文龍和蕭汝芳一家人在飯桌前坐下，邊吃邊聊，聊的都是些家常之語，並沒有說到什麼學問上的事情。
直到吃完飯蕭汝芳才讓仆人抬張炕桌來，他和王文龍麵對麵坐下，泡了茶，點起燈來說話。
蕭汝芳的兩個兒子也在一旁拿過馬紮來坐著聽講。
蕭汝芳指著自己書桌上的那一套《民族國家論》道：“我看建陽的書籍，對於這民族主義分外推崇，本質上似乎乃因是對濟世救國有自己的一套思想，想要同建陽討教一二。”
“先生請講。”王文龍說道。
“建陽對於如今遼地情形如何看？”蕭汝芳斟酌著問道。
王文龍直白的評價：“我在關內時聽聞自從李總兵上任遼東以來遼東幾年不聞金鼓，百姓安樂。然而此次真正到遼東實地走訪才發現，遼東這幾年間雖然沒有戰事，但是逃戶數量卻大大增加，邊境之上女真人活動也是分外頻繁，這都是平靜之下暗流湧動的征兆。”
蕭汝芳點點頭，有些驚訝王文龍才到遼東這麼短時間就看出了遼東局勢的本質。
蕭汝芳問道：“建陽以為該怎麼做？”
王文龍說：“若從朝廷來說，一則是安民守邊，二則是要防備女真勢力做大，不可再養虎遺患。”
“此大言也，難呀。”蕭汝芳歎息說道，“朝廷如何做不去說他，建陽以為我輩文人又能做什麼呢？”
王文龍回答說道：“我認為文人所應倡導的方法，我在《民族國家論》之中已經寫明，那就是進一步將遼地歸於中華文明統一之內，以中華文明之主體去吸納遼地的各民族，移風易俗。”
蕭汝芳問道：“遼地民族眾多，風俗不一，用此方法能成功麼？”
王文龍斬釘截鐵的下了論斷：“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遼東地方上用臨近山東華北，極容易受我中華文明影響，最終必然會被同化。”
遼東在宋元以前本來就是漢家故地，隻不過經過唐末的變亂，此地的少數民族勢力早就占了上風，一直到明朝在此遷徙江浙、山東的軍戶充實遼東，此地的風俗才再度進行漢化。
此時遼東人對於本地漢化的成果感覺很憂心，但其實在後世的曆史分析來說，遼東的漢化效果是非常顯著的。
要知道明代戶籍上所記載的遼東軍戶人數也不過幾十萬，遼東人口二三百萬，其中大量都是明朝以前的少數民族，但到如今，遼東大多數百姓都已經有了中華認同，甚至許多小民族又恢複了漢族的認同。
畢竟中華文明的主體性太強，隻要有一個大一統的文明中心施加影響力，對於東北各民族的吸納和同化是必然結果。
蕭汝芳思索一番，又問：“近日有人以為為了防備建州女真做大，應該加強對女真的隔閡，嚴守邊防，如此就能阻遏女真的發展，建陽以為如何？”
王文龍搖頭說道：“如今對著女真的邊防地帶其實乃是過去奴兒乾都司的舊地，此地往西可接連蒙古，往北可通於野人女真，往東南可下朝鮮，這樣四通八達的要地又不是雲貴的大山，社幾個關卡就能將反叛勢力給困死，對於女真，光靠嚴守邊防是定守不住的！”
李成梁撤掉大量邊境防禦堡壘時對朝廷交代的原因就是少數民族勢力做大，漢人和他們交往會助長少數民族的實力，還不如閉關鎖國，而那些邊境堡壘孤立無援，在閉關的情況下應該全部撤去，以防止被對方攻擊。
如果建州女真是大明內地的起義勢力，起義軍身處的地方是被明朝統治範圍包圍的區域，這種嚴密封鎖或許有用，但麵對他們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這思路就非常奇葩。
你把邊防撤了，不和對方交流，正好給了努爾哈赤發展壯大的空間，可以讓他從容的收服女真各部，再去從容的打擊整合蒙古勢力。
“撤去邊防實為懶政，雖然能收一時安穩，長期看來卻會讓女真繼續壯大，”王文龍說，“我以為若要解決遼東此時問題，隻有分化瓦解，並且增加交流、化民為一這一條路。”
他的一番說法引得蕭汝芳細細思索，可這時蕭汝芳的二兒子蕭伯才卻突然插嘴說道：“建陽公的說法豈非亂了華夷之辯？”
王文龍回答：“我在《民族國家論》之中其實講過，如今的華夷之辯其實是走錯了路子，有能為的朝代並沒有這種思想。”
蕭伯才搖頭說：“那女真人豈是容易同化的？他們根本聽不懂漢話，而且女真人中如今已經開始製做所謂滿文，意思是以後子孫也不要學習漢話。人家不學，你想同化人家，卻又如何做來？”
王文龍笑著說道：“一旦女真人同漢人交往，他們必然學習漢話，若是交往深了，過上幾百年滿文彆說有人去讀寫，便是聽、說那滿文，怕是全國也找不出百十個人會了。”
(本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