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化啟蒙了西方，亦必將引領世界重歸大道。
華夏文化啟蒙了西方，然而西方人卻發起了對華夏進行滅史、滅文的洗腦戰爭。
華夏文明與西方文明有著本質上的差異，華夏屬於自立型文明，而西方屬於寄生型文明。
華夏曆來為農耕文明，農耕文明崇尚自食其力，如“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西方主流則是狩獵遊牧文明，推崇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對西方人而言，海盜並非罪過，而是浪漫與傳奇。
狩獵遊牧文明屬於寄生型文明，不搶奪便無法度過危機，這是他們的生存法則，進而演變成他們的價值觀和行為邏輯。
歐美既未產生過“經世濟民”的思想，更無“天下為公”的理念，無論是打仗還是征稅，皆為一己私利。
從“帝國”這一概念即可看出西方文明的性質。在西方文化語境中，“帝國”一詞深受羅馬帝國的影響。自中世紀晚期以來，歐洲人常將類似羅馬帝國那般疆域遼闊的大國稱為帝國。
早期來到華夏的西方傳教士習慣性地將當時的中原王朝也稱作帝國。但實際上，領土麵積大小和人口多寡並非區分一個國家是否為帝國的關鍵。
在西方曆史語境中，帝國實際上是指通過陸地或海上擴張，建立起中心與邊緣的區分，並通過掠奪邊緣地區來彌補中心地區的統治模式。
華夏古代的中原王朝雖也有中心與邊緣的區彆，但中原王朝並非依靠掠奪邊緣地區生存。相反，為了邊疆穩定，中原王朝還經常用中心地區征收的財富補貼邊緣地區。
可以說，從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來看，華夏古代王朝與西方帝國的統治邏輯截然相反。因此，用西方語境下的“帝國”一詞來描述古代中原王朝是極大的誤解。
在古代華夏，中原指的是東亞大陸土地最肥沃、生產力水平最高的核心耕種區，也是王朝統治的中心地區。邊緣地區的政權則被稱為“夷狄”。
對於夷狄來說，其最高理想便是入主中原，爭奪這片大陸上的生產力中心。當一個政權成功占據中心地區後，其治理邏輯便會從進攻轉向防守。
正如孔子在《春秋》中所說“夷狄入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夷狄則夷狄之。”這裡華夏與夷狄之間的轉換，不僅指文化習俗，還包括政權的統治和治理模式。
當一個政權占據了最為富庶的中原之地後，其治理國家的思路便從打天下變成了守天下。因此，中原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要對內部管理體係做出重大調整。
這便是儒生陸賈對漢高祖劉邦所說的“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守天下”。這種重大調整的主要內容通常包含削弱軍事體係，將原本的進攻型軍隊轉變為一支國土防禦型部隊。因為中原王朝此時已無需再對外擴張。
而且對於中原王朝來說，用核心貨幣等成本更低的方式來拉攏安撫邊緣地區顯然更加劃算。這種行為本質上是在用文明中心地區的財富補貼邊緣地區。
這種文明中心地區主動向邊緣地區輸血的治理邏輯，在西方帝國體係中難以想象。因為在西方帝國體係中，邊緣地區是供中心地區掠奪的。生活在邊緣地區的蠻族不具備帝國公民的資格，生來就是為了給生活在中心地區的文明人輸血。
西方帝國體係是高度依賴對外擴張和對邊緣地區進行掠奪的體係，其統治觀念是“馬上得天下，更要馬上治天下”。因為帝國要持續對邊緣地區進行掠奪，就需要一直維持一套進攻性的軍事體係。
而作為世界霸權的帝國，更是要始終在軍事上對邊緣地帶的國家保持規模和技術上的優勢，這樣帝國才能在遭遇危機時隨時動用武力，維持邊緣地區的穩定，以維護中心地區的繁榮和穩定。
由於文化上的截然不同，兩個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會處於對立狀態。華夏在經曆落後之後，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先進之處得以重新複興。
但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從未改變。冷戰結束後，西方國家一度陷入“曆史終結論”的自滿情緒中，忽視了自身製度和文化的內在矛盾。
華夏文明一直在螺旋上升，而西方文明是個封閉的圓。西方文明經濟危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爆發一次，每次都通過吸取外部的血來解決問題。
西方已經錯過了自我革命的最佳時機，所以西方社會變得越來越癲狂，結果陷入惡性循環，玩著玩著都快把自己玩沒了。
此時，夏先衍有些明白了為何在關鍵時候國家會拉阿美麗卡一把，既可以惡心腳盆雞，又可以讓世界不會就此出現大的動亂。
從曆史上看，阿美麗卡這個國家的誕生是在軍事上對邊緣地帶的國家保持規模和技術上的優勢，是帝國擴張體係下最直接、最純粹的產物。從曆史和文化上相比帶英，阿美麗卡的帝國主義傾向一直更為純粹，因為阿美麗卡本身就是帶英在搞帝國主義時分裂出去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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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搞帝國主義之前，帶英還有過很長一段處於邊緣地區的曆史。在1000多年的時間裡，不列顛人先後遭受過羅馬人、諾曼人以及日耳曼人的征服，也學會了如何夾著尾巴做一個蠻族的邊緣政權。
在成為帝國之後，這些慘痛的曆史回憶轉變而成的政治經驗並非毫無用處。帶英帝國的統治者至少能夠理解弱勢一方的心理，知道如何不將失敗者逼入絕境，否則可能會因此付出更大的代價，明白何時跟對手達成妥協，而不是將所有好處都吃乾抹淨，不留任何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