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七天，總是要睡到很晚。
弟弟起了個大早和媽媽去磚廠後麵的菜地弄菜。
回來後，他需要叫我起床。
總是不起，就會被媽媽跑到三樓來。
我現在睡的是比較老的木床，有頂有三周，床麵上方四、五十厘米高的地方有一塊木板放物品。
我就在那裡放了一個鬨鐘。
隻是，隻能設置一個鬨鐘。
窗戶外是一片梯田，修了通往鎮上的路後，窗戶正對著修了幾戶房子麵向東，所以窗外是一麵牆。
先叫了我兩聲，然後聽到我應聲的程度。
如果很小聲就會大吼幾句，“都幾點了還不起。”
如果聲音清晰可見就會抱怨兩聲，“這都幾點了。”
如果我很不耐煩的說著，叫一遍就好了的。
她則會很不耐煩的叫到“起了就給我下樓去，你不下去誰知道你起了？”
如果當我回複到，“做題呢。”
她則會指責我不吃飯。
在我的認知裡，隻要不見到人，就不會聽到彆人說過什麼，
我就能繼續自我的生活下去。
國慶期間，基本不出門。
除了炎熱以外，就是門外的車水馬龍。
雖然在鄉下，但是門前是一條省道，所以旅遊的人會很多。
也不和人聯係，好似在獨自尋找什麼，但是又什麼也沒有尋找到。
國慶前後的一段時間。
每天獨自騎著車回家的路上，我都在思考著自己如何從這個地方毀滅掉。
我夢幻著，一場山洪從河流的上遊，一夜傾瀉下來。
人們隻能爬到三樓的屋頂上，眾人哭泣著，尋求著幫助，可是，這樣的大河，淹沒到三樓的話，河麵寬三四百米，深則……
這又是在河流的彎道，沒有人來的及撤離。
我看著眾人哭泣。
我請求著災害者降臨人間，必定需要有人犧牲，我可以做那個犧牲者。
沒有人想要死去，即使人生下來就在等待著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