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帝後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漢景帝劉啟溘然長逝，年僅十六歲的劉徹登上皇位，是為武帝。
這一時刻，對於劉徹而言，仿若一場夢幻與現實的交接。
他的目光所及之處，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手中那巨大權力的分量——那廣袤無垠的大漢版圖，如同一幅壯麗的畫卷在他眼前徐徐展開，東起東海之濱，西至蔥嶺山脈，南達嶺南之地，北抵長城邊疆，遼闊的土地上孕育著數千萬的子民，他們如同繁星點點，散布在這山河之間。
那連綿起伏的山川，似巨龍蜿蜒盤踞，沉默而威嚴地見證著王朝的更迭；奔騰不息的河流，仿若大地的血脈，滋養著這片富饒的土地，也流淌著無儘的生機與希望。
景帝在位期間，平定了驚心動魄的七國之亂，如同一把利刃，狠狠地削弱了諸侯王的勢力，使得中央集權得以進一步加強。
再加上此前幾代皇帝施行休養生息之策，大漢早已擺脫了劉邦建國初期的一窮二白，宛如一顆明珠，在歲月的磨礪中逐漸綻放出富庶繁榮的光彩。
然而，繁華之下亦有隱憂。
豪強勢力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他們在地方上肆意兼並土地，囤積財富，隱隱有與朝廷分庭抗禮之勢；匈奴則如北方的狼群，屢屢寇邊，燒殺搶掠，邊境百姓苦不堪言；舊有的製度在時代的浪潮中顯得簡陋而不合時宜，如同破舊的鎧甲，難以應對當下複雜多變的局勢。
而在新皇登基這一權力交替的敏感時刻，諸侯王們雖遭重創，卻依然在暗處虎視眈眈，猶如蟄伏的巨獸，伺機而動。
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曾經賈誼、晁錯等人大力提倡的改革和創製，又一次被鄭重地提上了國家發展的日程。
公元前140年，武帝開創性地以“建元”為年號，此乃中國“年號”之始創。“建元”，蘊含著“創始”“開啟新紀元”的深刻意義，仿若一聲激昂的號角，劃破長空，鮮明而堅定地表明了武帝革新改製、一掃舊弊、開創新局麵的無畏決心。
這一年號的誕生，不僅是時間標記的創新，更是武帝心中宏偉藍圖的開篇序言，預示著一個全新的時代即將拉開帷幕。
武帝雖年少，卻深知個人的力量在這龐大複雜的帝國麵前猶如滄海一粟，微不足道。
尤其是他剛剛登基，猶如一隻羽翼尚未豐滿的雛鳥，根基未穩，迫切需要得力的幫手來協助他治理天下。
於是，一道詔令如疾風般傳向中央和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要求他們推舉賢才，“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旨在廣納天下英才，為朝廷注入新鮮血液，共同推動改革的巨輪前行。
然而，彼時的滿朝文武，在長期奉行的“黃老之說”的氛圍熏陶下，仿若沉浸於暮氣沉沉的溫床之中，失去了銳意進取的激情與活力，毫無奮發向上的勁頭。
他們習慣了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對於武帝大刀闊斧的改革之意，或茫然不知所措，或因循守舊、消極對待。
武帝敏銳地洞察到，若要實現心中的抱負，改革的第一步便是換人，換上那些與自己誌同道合、朝氣蓬勃且富有創新精神的臣子，隻有如此，方能“站得穩，行得動”，在這暗流湧動的政治舞台上踏出堅實有力的改革步伐。
景帝死前，精心安排衛綰擔任武帝的丞相。
衛綰，這位被景帝選中的人物，猶如一位沉穩內斂的長者，他的仁厚品德如同春日暖陽，溫和而持久地照耀著周圍之人；勤懇任勞則是他的行事風格，如同一頭默默耕耘的老黃牛，從無怨言，在朝廷之中樹立起了獨特的形象，與性格剛直、鋒芒畢露的條侯周亞夫形成了鮮明而強烈的對比。
追溯衛綰的過往，他原本隻是“代王”劉恒的車夫。
但他絕非普通車夫，其膂力驚人，仿佛擁有無窮的力量源泉，雙臂一揮，便能輕鬆扛起千斤重擔；車技更是高超絕倫，駕馭馬車時，他如臂使指，馬匹在他的指揮下奔騰如飛，馬車行駛起來平穩如鏡，無論是崎嶇山路還是平坦大道，都能如履平地。
正因如此，他深得劉恒的喜愛與賞識。
後來，劉恒被周勃迎立為皇帝，命運的齒輪開始轉動，衛綰也隨之踏入了長安這座繁華帝都，開啟了他在朝堂之上的仕途生涯，起初擔任郎官，憑借自身的努力與才華，不久便升任中郎將。
劉啟，這位心思縝密、頗有心計的太子，在其為太子之時，曾多次精心設宴招待文帝左右近臣，衛綰自然也在受邀之列。
然而，每一次接到太子的請柬，衛綰心中總是充滿了糾結與謹慎。
在他心中，忠臣不事二主的觀念根深蒂固，猶如一座巍峨的山峰，不可撼動。
儘管太子是未來的天子，但當下仍隻是太子身份，他覺得自己應當小心謹慎，堅守臣子的本分與忠誠。
於是，他每次都以生病為由，婉拒太子的邀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