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秦的將爵位與戰功掛鉤的做法，在當時的背景之下，一下子就獲得了比其餘六國更強的社會力量，了大量更加活躍的新鮮血液。
當漢取代了秦之後，情況就又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漢初休養生息許多年之後，漢武帝要搞事了。
他麵對的朝廷情況也是相當複雜的。
有先秦遺風留給他的貴族，有前朝秦留給他的小吏，有漢高祖留給他的功臣，有後宮留給他的外戚。
如此種種，怎樣才能形成一個統治大一統帝國的有效團隊？
漢武帝選擇了儒術，並將之運用於人才選拔與人才培養的各方麵。
於是，儒學成為了主流的晉身之階。
除此之外，推恩令等一係列政策的施行，都是漢武帝為了處理複雜的朝廷成分而做出的一係列改變。
建元五年（前136），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使得儒家的五種經典文本《易》《詩》《書》《禮儀》《春秋》成為國家認可的“帝國經典”。
此後，他又確立了博士弟子員及博士遷官製度，借助太學這一製度化的機構對博士弟子進行考核，進而為帝國的官僚係統輸送儲備人才。
從此以後，經學教育與出仕為官聯係到了一起。
博士弟子可以通過每年的經學考試獲得晉升機會，成為文學掌故方麵的官員。
更優秀者，可以成為郎官，再進一步，成為正式官僚。
於是朝堂之上，“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通過研習儒家經典出仕成為兩漢重要的政治傳統。
而當時還是書於竹帛的時代，書籍並不容易獲得。
更何況，並不是有書了就能讀懂經典的，還要懂闡釋。漢代學者講究師法，要求經學知識淵源有自，不可以自出機杼，隨意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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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秦漢之際畢竟經曆了經典傳承的斷裂，焚書挾書律讓經典解釋權隻掌握在少數人手裡。
這就導致了一方麵，掌握解釋權的學者可以獲取政治地位；另一方麵，居於高位的權貴為了後代的仕途考慮，必須接受儒學改造。
於是，種種原因作用下，產生了一批世代傳經的大族。學術上，家族傳承使他們很容易地獲得了經學修養；政治上，與“世傳一經”相對的往往是曆代公卿。
就比如汝南袁氏，之所以能夠成為“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布天下的龐然大物，和他們掌握著《孟氏易》這個經典的解釋權有著絕對的關係。
一方麵，有文化的人靠文化做官；另一方麵，沒文化的人靠文化粉飾自己（即便有武裝力量和大片土地的豪強也往往不得不如此）。
於是慢慢地，他們都變成了有文化有權勢的世家大族。
這些世家大族同時壟斷了學術與政治，又或者說，正如貴族政治與封邦建國互為表裡，官僚政治與世家大族也是如此。
很明顯就能夠看出來的一個事實，就是所謂的世家傳承，與統治者的想法以及社會的整體環境有著絕對的關聯。
換句話說，隻要這個社會在不斷進步，再厲害的世家，也有在某個時間節點上，跟不上發展的節奏，從而消失在曆史的長河之中。
“想來，各位是想不到了。那換個問題，千年的時間，這千年時間下來，除了聖人之外，可還有其他人的姓名流傳至今？”
這話一出，腦子靈活一些的家主已經明白了陳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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