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意思是……”
像是往思維裡摻了水銀一般，麥迪遜比爾的後半句話講得異常遲緩。
不過，這也不能怪她，畢竟，在美國，想要討論這方麵的敏感話題，必須得具備十足的智慧和勇氣，另外還得加上十二分的小心與謹慎。
“他們不想看到代表另類流派和另類文化的人……獲得主流影響力？”
“大致如此。”
趙宥真知道麥迪遜的潛台詞不止於此。在西方社會浸淫已久的她，很清楚該如何在不把潛台詞挑明的前提下，順著這條隱匿的脈絡將談話繼續進行下去。
這是任何想要在美國有所發展的人，必須精通的必修課之一。
“我們都知道九十年代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七十年代是動蕩的，越南戰爭失敗、石油危機、工業衰退、自由主義瓦解。八十年代是轉折的，所有人在1981年醒來，接受了新的自由市場共識。而九十年代，則是寧靜的，冷戰勝利、商業蓬勃發展，曆史已經‘走到了終結’。”
“無意冒犯，但我一直覺得這種說辭非常具有娛樂性。竟然真的有人會覺得，一場冷戰的勝利能夠阻止地球繼續旋轉……這算是《文明》裡的哪種勝利？”
“人們總是會透過自己打造的萬華鏡看世界。”
趙宥真知道韓易是個不大不小的gahead，所以偶爾蹦出的，不知道出處的古怪引用，她都一律按照電子遊戲處理並忽略掉——這是一個韓易解釋得再多，她也不會明白，也沒有興趣去明白的領域。
“對於我們活在東亞的人來說，世界每一天都在發生變化，時至今日亦是如此。但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冷戰的結束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難得的穩定期。不再有對手，美國主導的超全球化時代得以全麵到來，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資本自由流動，美元可以享受到這個世界上供應的幾乎所有商品。家庭回歸了傳統的價值觀，整個國家都在經曆‘道德的自我修複’，因為很多所謂預示著‘社會崩潰’的重要指標，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急劇上升，並於八十年代穩定在高位，但在九十年代，它們卻在快速下降。”
“《阿甘正傳》。”
韓易拋出了一部最能代表九十年代意識形態的電影。這是一部在之前的三十年時間裡，不可能被製作出來，也不可能有資方支持的保守派作品。反文化、吸毒、濫交、反戰的珍妮死了，但在最後一刻與生活方式極度保守的阿甘和解，並由阿甘帶著她的悔意與祝福繼續生活下去，在公交站台手捧巧克力，等待下一班巴士的到來。
不需要是具有獨特洞察力的政治評論家，也能從劇情裡看到美國的轉變。這是冷戰之後對所謂傳統“美國價值”的回歸，也是整個社會政治光譜的集體右轉。
“是的，《阿甘正傳》。有人說1994年是好萊塢電影工業最輝煌的一年，從那一年開始，一個國家的文化產品，開始具備了超越宗教、種族和地區差異的力量，被全世界消費和吸收。這是由美國創造的文化世界主義——保守的、謹慎的，但的確是創新的、平和的。這個國家用這種方式，來向全世界宣示冷戰的勝利，炫耀‘山巔之城’的成就，以及對‘曆史終局’的美好描繪。在這種‘曆史已經走到終點，平衡和寧靜應該由我們維護’的想法推動下，任何試圖打破現狀，試圖揭露美國社會的缺陷，試圖讓藝術再次激進化的思潮，都會受到好萊塢主流資本的集體打壓。”
“而匪幫說唱，就是這樣的思潮，對嗎？”韓易給趙宥真的宏大敘述找到了一個精準的坐標，“他們這一代嘻哈音樂人創造的這股趨勢。”
“這是他們最害怕的趨勢。在蘇聯轟然倒塌的背景下，好萊塢正不遺餘力地想要把美國打造成世界上唯一一個烏托邦，讓美國重新回到嬉皮士出現之前的黃金年代。因此，他們不想看見任何會阻礙這一進程的事情。”
“你這麼一說，嘻哈和嬉皮士，好像真的有很多相似之處。”作為六十年代流行文化的忠實擁躉，明顯生錯了時代的麥迪遜比爾對趙宥真的這番話很有共鳴，“時代不同、出身不同、風格不同、追求不同，但是嘻哈和嬉皮士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邊緣性次文化，都對主流審美和傳統價值觀嗤之以鼻。”
“所以說，九十年代的好萊塢，根本無法接受嘻哈文化的出現——說的更準確一些，他們能夠接受嘻哈文化呆在地下，但不能接受它浮出水麵。嘻哈音樂，特彆是匪幫說唱裡描繪的大都會貧民區，就是對‘美國價值敘事’最響亮的耳光。當時很多人認為嘻哈文化和匪幫說唱將對年輕一代產生毀滅性的影響，讓美國再次走上越南戰爭時期那樣的道德墮落之路。”
“這種論調的確不太公平，社會的問題，不是由反映問題而創作的那些藝術作品造成的。問題肯定先於作品而存在，不然藝術創作哪來的基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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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易的回複與趙宥真的敘述一樣，隱晦得耐人尋味。同樣出生於東亞國家的二人，其實能夠以旁觀者的身份很輕易地看清楚問題的本質——嘻哈文化和匪幫說唱，的確從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國社會的道德滑坡，使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辛苦建立起來的，冷戰結束之後的傳統價值回歸認同毀於一旦。從這一點上來說，說唱樂對於整個美國社會的發展，起到的確實是“負麵效果放大器”的作用。
《阿甘正傳》裡堅持不懈的奔跑和生活賜予的那盒巧克力，被槍聲大作的死亡峽穀與無法逃脫的幫派樂園所取代。津津樂道於後者的年輕一代，自然會比將前者奉為圭臬的“裡根之子”們，更令那些設計和調控主流文化的資本家們感到擔憂。
但在麥迪遜比爾麵前，這一切都不能揭示得太過明顯。麥蒂是否抱持著同樣的觀點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讓這種政治不正確的觀點從自己的言行裡流露出來。這是作為外來者需要尊重的社會現實，也是在北美國家與人打交道的基本法則。
更何況，就像韓易所說的那樣，嘻哈文化所反映的，隻是一個備受歧視的社群已經延續了數百年的底層掙紮而已。說唱歌手們，充其量隻能算是惡魔的發言人，而製造這個惡魔本身的，正是那些極力掩蓋它存在跡象的塔尖階層。
“大公司從不喜歡背叛者和告密者，在他們眼中，嘻哈所扮演的角色正是如此。嘻哈音樂向世界展示了美國的另一麵，好萊塢不想讓人們知道的一麵。說唱歌手逐漸掌握的影響力，和重塑主流文化的權力，也是他們絕對不願意失去的。於是，由鮑勃多爾牽頭，一場針對嘻哈音樂的清洗與迫害開始了。”
“鮑勃多爾？”韓易皺皺眉頭，“為什麼這個名字聽上去這麼熟悉？”
“他就是1996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跟比爾對決的那個。”
“啊。”韓易晃了晃食指，恍然大悟，“怪不得我知道這個名字……但我從來就不知道他居然是一個狂熱的嘻哈文化反對者。”
“是的，我也是一兩個月之前，才在搜索出來的某篇新聞報道裡知道了這件事。”趙宥真微微頷首，“很顯然，在參加總統競選之前，作為參議院的多數黨領袖，鮑勃多爾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化清洗運動。他宣稱現在的好萊塢，在它的電影、電視和音樂作品裡容忍了太多性與暴力的存在，特彆是時代華納集團，因為它旗下有一家叫大西洋唱片的音樂公司，擁有terspe唱片50的股份，而terspe唱片，就是匪幫說唱這種‘墮落文化’的最大支持者。從1990年到1995年，、snoopdogg和他們的夥伴們一共賣出了1900萬張匪幫說唱專輯，是這種新興音樂流派最強大的力量。”
“這種攻擊聽上去也太具體，太有針對性了。”1999年出生的麥迪遜比爾，對於她出生之前這些已經被時光塵埃所掩埋的音樂產業曆史很感興趣，聽得出奇認真，提出的問題也相當具有建設性，“聽起來好像有人在支持他，就像是……和他合謀策劃了這場清洗一樣，不是嗎？”
“是啊，他最忠實的捐贈者裡，有很多其實是好萊塢和華爾街最有實力的企業。事實上，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還是時代華納的股東。那麼，他們為什麼要把矛頭指向時代華納呢？我相信你能想明白的。”
這句回答，聰明且謹慎的宥真依然是講了一半，留了一半——為鮑勃多爾政治獻金的大金主，確實在好萊塢和華爾街擁有難以忽略的影響力，這一點不假。但趙宥真沒有和盤托出的是，這些大金主，絕大部分都是猶太資本。事實上，雖然是一個純粹的愛爾蘭裔，但鮑勃多爾最大的政治籌碼，就是他與猶太社群之間的親密關係，他被以色列官方，以及其他各個具有影響力的猶太組織，稱作是猶太人“具有長久而融洽關係的老朋友”。
鮑勃多爾與國會議員傑克肯普，是八十年代所謂蘇聯猶太人解放運動的領軍人物，而他也因為他的這一舉動，得到了猶太社群的認可與獎賞。接班退出政壇的納爾遜洛克菲勒，成為福特總統的競選搭檔，並在其後的十餘年時間裡，一直作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種子選手活躍在政壇。1996年結束政治生涯之後，他在k街混得也是風生水起，為許多猶太資本背景的企業做起了國會山說客。除此之外，他還另辟蹊徑，開拓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電視名人道路。不僅頻繁在拉裡金的脫口秀、喜劇中心的諷刺類新聞節目，還有《六十分鐘》這類嚴肅時評節目中露臉，亦成為了百事可樂、visa信用卡甚至偉哥的品牌代言人。
另外，他共濟會會員的公開身份，也被許多陰謀論者認為是他之所以不遺餘力支持猶太族群利益的主要原因之一。畢竟，所謂的“猶太共濟會合謀論”，一直是西方社會經久不衰，且最引人矚目的陰謀論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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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趙宥真的潛台詞，其實是想指出鮑勃多爾與猶太資本家的親密關係。正是因為這層關係，才讓他站在了反對嘻哈文化和匪幫說唱的第一線。至於韓易和麥迪遜比爾能不能聽明白她的話外之音，就需要他們自己揣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