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遷海”，就是強迫當地沿海居民一律內遷。廉州、欽州官府把沿海的村莊、城郭、廬舍，一律拆毀，製造沿海五十裡內無人區。
所謂“設排柵”，就是設集中營式的營寨，將沿海居民趕入其中居住，不準自由出入。聖旨還諭令出界者“立斬不赦”。
而遷界時限僅有3天，必須“儘夷其地，空其人”，不願遷者，一律砍掉腦袋。欽廉大地頃刻亡者載道，哀鴻遍野，一片淒風苦雨。
遷海造成“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數十萬計。民既儘遷，於是毀屋廬以作長城，掘墳塋而為深壑。五裡一墩，十裡一台。東起大虎門，西迄防城，地方二千餘裡以為大界。民有闌出咫尺者，執而誅戮，而民之以誤出牆外死者，有不知幾萬矣”。
清廷在廉州設“北海鎮標”駐之，加強對百姓的鎮壓。據史記載，在“遷海”過程中，“老弱轉死溝壑，少壯流離四方”。
商人無法買賣，漁民無法出海營生，大批居民流離失所。“遷海”造成“地方凋零”、“四鄉無墟市”的悲慘情景，嚴重妨礙了廉州沿海經濟的發展。
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清廷又稱“時以遷居竊出魚鹽，恐其仍通海舶”，下令再次內遷30裡，又上演一輪家破人亡的拆遷悲劇，欽廉沿海居民首當其衝。
接著，殃及到潿洲、斜陽等海島謀生的漁人和商賈。島上百姓頓失生計，不得放棄家園內遷，或遠逃海外謀生。
康熙十一年（1672年），廉州府人口下降為“男婦共三萬零四百九十七人”，其中，合浦縣男丁隻剩下3076人，婦女為5468人，人口生產力遭到極大損害。
此時的防城縣亦在複蘇中，此期間一些壯瑤從山林落地耕種，補充了一些人口，但依然經濟困苦。
清統治者不許商船私往南洋貿易，凡偷往外洋，“令解回正法”。對早已出洋的商賈，“俱不準回籍”。
嚴厲的“洋禁”令，隻換回部分海外流民。更多的商賈、漁民被迫選擇了用腳投票，無奈地飄零海外，如同一部海洋版的“逼上梁山”。
雍正六年（1728年），清廷又重申洋禁，先後頒布了禁止五穀、金銀銅鐵出洋的種種禁令。當時限製海船載大米不超過5石，船槳不超過兩支，隻準帶腰刀、弓之類的武器，而對火炮、鳥槍、火藥嚴加限製，並發牌照規定航海範圍和天數。
這些規定，特彆是武器的限製，給西方海盜和安南海寇洗劫商船的方便。“閉關鎖國”的海禁政策，雖處於防“寇”、防“盜”，實含有拒絕“通夷”的意向。
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不許民居潿洲島，開墾田地。
嘉慶十二年，“洋匪通踞潿洲為巢”，“逐勒碑永遠封禁”。
1789年，清廷廉州官府製訂嚴厲的“海禁”章程，“將潿洲、斜陽二島居住之無籍貧民逐回原籍，所居草寮概行燒毀”。
1792年，清廷撤銷島上官兵駐防，改由乾體水師巡查今北海港一帶海麵，禁止“中國商人偷往外國貿易”。
然而，“海禁”卻造成官逼民反，白龍尾一帶成為各路海盜、商船來往航線，但此時的綠營廣東水師已無力清剿，蓋因水師主力已經移至珠江口一帶防範和巡檢英法商船。
負責欽廉一帶外海的龍門協僅有千餘人兵力散落在漫長的海岸線上，白龍尾一帶僅有五十餘人，船四艘，一名千總負責。防城縣岸上除炮台守衛外，也就守備一人，兵八十餘人。
十萬大山更是偏僻所在，清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清朝戶部才議準廣東總督孔毓奏請廣東廉州府欽州西北地名“三不要地”，即不屬欽州、上思州管轄，也不屬安南地界，由欽州就近撫綏，設汛派兵駐守。
乾隆四年（1739年），防城縣境為如昔、防城兩巡檢司分治之地，隸屬欽州。十萬大山中段至西端自北向南至京族三島實際上在防城巡檢司治下的一個的窮地方。
這防城巡檢司妥妥的就是現代邊防派出所，巡檢一名，弓兵滿編時有五十。但近年常常空編僅僅三十餘人，其中主要也就是餉銀不足的原因。
為了防止安南人從陸地上私自入境，清廷令沿邊界30裡以內廣種簕竹為隔離，安南人現如今也難進入，西邊防範任務不重，那巡檢司的任務也就是防止海賊上岸搶劫。
至於山上蠻夷，窮的要死，也無力去管，山上瞞報人口之事也無法查實。無論差役或弓兵前腳尚未入寨門，黑戶人已跑到山上藏起，隻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而且山上蠻夷好勇鬥狠，一言不合，容易發生衝突，所以官府也避免去山上。
防城巡檢司巡檢周玉岫駐地東興，並不在防城縣縣城，每月會巡邏至防城縣，領餉銀、領軍糧，順便弄點吃的，買點用的。
從東興到防城縣，官道並不好走，需跨江平江和竹排江，遇上雨季，巡邏也稀少，主要精力還在東興和京族三島之間的海邊，防範海賊上岸。
李九章和周玉岫兩人年歲相近都是三十出頭，在防城縣這個苦歪歪的地方，兩個人算同為天涯淪落官，自然相互親近，並未因為品級之差彆而生疏。
周玉岫每次回到防城縣城，都要找李九章喝個小酒，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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