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營和市場的矛盾是全世界都麵臨的很難解決的問題。
國營的社會職能是滿足國家需求、實現國家利益，可這樣的職能未必符合普通人的需求和利益，就會造成雙方的矛盾。
在科技領域，指的就是從學術科研到市場的技術轉化。
陸器在美國工作這麼多年，這次又是剛剛從倫敦附近的三所高校考察回來，對此深有感觸。
美國有700多家聯邦科研機構，比如美國衛生係統的國立衛生研究院、標準與技術局下屬的美國標準與技術研究院、gogo實驗室等等，這些都是國企性質。
隻要是國企，就必然帶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資金上的浪費。
對比之下，差距就特彆明顯。
美國最頂級的那批高校都是私立的，他們的經費都是來自學費、捐贈、服務……有著明確的市場導向。
市場需要什麼技術，未來的技術方向是什麼，他們就重點攻關那個領域的課題。科研轉化率非常高，矽穀就是背靠著斯坦福、南加州、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等幾所大學的技術支持發展起來的。
可是公立大學和很多國營的科技研究機構就很扯淡了，政府驅動型的科研成果一大堆，卻很難轉化成實際應用，有投入沒產出。
這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給白宮造成了很大的壓力。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過去二十多年的幾任總統先後推出了一係列的改革法案，來推動聯邦科研機構的市場化。
效果一般般。
最典型的就是nasa，明明自家的航天技術天下第一，達到了人類的最高水平。可他們很多事想做都做不了，隻能把項目外包出去。
如果自己做，那花錢就太多了！
隻能外包給民營的公司來做，比如波音、洛馬、spacex。
美國如此，英國就更是這樣了。
比美國還嚴重。
因為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倫敦大學也都是公立的，主要的資金來源就是英國政府。為了解決這個現狀，英國也進行了一係列的政策改革，包括在商務部內設立技術管理部門，允許國家實驗室與企業、大學共同合作與研發，績效考核製度，將技術轉移作為實驗室、科學家、工程師工作的考核指標，設立獎勵製度與分配製度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對科研團隊的獎勵和分配。
其中就以劍橋的enterprise和牛津的最為知名，這是兩家銷售公司，是專門賣技術賣專利的。
科研團隊們把科研成果做出來之後，可以委托給銷售公司，由專業的銷售跟市場對接，完成技術轉讓。
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科研人做科研，銷售人做銷售。
梁靜聽後，
就當即斷言：“這套模式比國內好。”
陸器長年在國外，對國內的環境不太了解，“這是主流吧？”
梁靜道：“國內都是教授團隊直接跟市場對接，自己去聯係企業。那些有市場資源的教授就特彆吃香，因為他們更能市場轉化。一些技術實力很強卻缺乏資源的年輕人因為做不到市場轉化，就拿不到項目資金，拿不到項目資金就更做不出項目來吸引關注了，形成惡性循環。”
陸器皺起眉頭，很難理解，“科學家的專長是做科研，讓他們做市場……”
“你這話說的，你不也是科學家嘛。”
周不器笑哈哈，開了句玩笑。
陸器和沈向陽一樣，都是世界最頂級的人工智能科學家。
陸器搖搖頭，“我也不擅長做市場，我做的是企業管理，讓懂市場人來做市場。在科研上，我也隻提供大體方向，連架構都不做了。”
周不器擺擺手，有點武斷地說：“國情不同，國內這邊流行的是‘許名不許利，許利不許名’。像醫生、教師、科學家這種崗位，因為利益給的不夠，所以名望就特彆高。美名之下，就會把一些崗位神聖化，比如醫生、老師、科學家。尤其是科學家，都恨不得敬如神明了，好像他們什麼都懂似的，既然能當官也能辦企業，既然管學校也能做市場，既然做戰略也能做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