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露弱弱地說：“有點像受害者有罪論。”
“嗯，有點像。”
“那要怎麼理解？微博上這幾天就有一個挺熱門的事件，一個女孩子夏天穿得比較暴露，晚上去夜店被非禮了。很多人就罵這個女孩子，說大半夜的穿這麼少，還去那種場所，被傷害了也是活該。”
作為女性，寧露對這種受害者有罪的論調非常不滿。
憑什麼女性不能去夜店了？
男人可以穿著大褲衩光著膀子逛街，女性穿個吊帶就被認為是有傷風化？被欺負了就是活該？哪有這樣的道理？
這還真是個比較複雜的社會現象，用簡單的男女平等來處理，讓女性也可以像男性那樣光著膀子逛街……這不是在保護女性，這是傷害。
可很多偏激的女權或者偏激的反女權分子，總會在這個問題上簡單地二元對立，存在很嚴重的分歧。
周不器道：“法律可以懲罰壞人，可是法律不能讓受害者的傷害徹底消失。施暴者有罪，受害者無罪。可是，這又能怎麼樣？如果不能建立一套自我保護的機製，不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去加以修正，那受害者就隻能一次次不停地受到傷害。”
女權這件事比較敏感，解釋起來容易發生分歧，他就又舉了一個例子。
就像有一個人走在人行橫道上，一輛卡車衝了過來，所有人都在大聲呼喊，叫他讓開。他卻很淡定地說：“他不能撞我！他撞我他犯法！你們不能要求我離開，你們這是侵犯我在公共空間的自由，我就不讓！”
這有個屁用？
是，在這件事裡，所有的罪責都是由卡車來承擔，受害者在追求他應有的權力，他無罪。那又能怎樣？他特麼被撞死了！
周不器道：“人性和社會的複雜性，用任何語言來描述都是不準確的，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視角。李首富遭遇了一次綁匪，賠了幾個億。他沒有報警，沒有尋找法律的保護，可他自我反省、改正錯誤，一輩子就再也不會遭受類似的傷害了。有些人尋找了法律的保護，懲罰了壞蛋。可懲罰了壞蛋對受害者個人來說，又能獲得什麼樣實質性的好處？複仇的快感嗎？這又有什麼意義？他不反省，他不改變，以後可能會受到更大的傷害。”
寧露輕聲道：“是呀，如果一個女孩子連自我保護都不會，隻想著法律、社會和白馬王子來主持正義，那真是太童話故事了。”
周不器道：“女權當然是對的，可要警惕集體概念的女權潮，一旦個體陷入了集體思維，就容易變成盲從的烏合之眾。有的人，一輩子都不會成長，他們隻敢躲藏在集體思維的大樹下乘涼。有的人，每天都能成長，這一定是來自個體的內在鞭策、自我成長。歸根結底，人活一輩子，還是得靠自己，自強者萬強。”
孫莞然隻關心自家的事，她的精神麵貌已經發生了一些改變，很平靜地說：“我知道了，我不會再被所謂的親情和家庭倫理綁架了。”
“你想怎麼做？”
“不借！跟雅嫻姐學習，一分錢也不借，我不會再給他們懲罰我的機會。”
“咳咳，那倒也不至於。”周不器沒想到這丫頭這麼決絕，笑著說，“還有父母那層關係在呢，也得考慮好他們。我也問過一些做生意的大老板，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這類問題。”
孫莞然很感興趣，“他們是怎麼做的？”
周不器想了一下，“解決方案……大概可以有四種吧。”
孫莞然眨巴著眼睛，“是什麼呢？”
周不器道：“第一，就是雅嫻這樣，一分錢都不借。生大病了，或者孩子上學了，這些可以給錢。但是救急不救窮。”
“嗯。”
“第二，就是固定額度。就像老俞說的，所有親戚、同學、鄉裡鄉親什麼的來借錢，一律限額10萬。有一個標準在，雙方都有預期。”
孫莞然美眸一亮，也不哭了，很高興地說：“這個策略挺好的，有額度限製，公平公正。我的錢也不是大風刮來的，也不能沒上限。”
周不器接著說：“第三點，就是一次性的借款。隻借一次，有來有回。我借了你錢，你得還給我。你不還，下次就不借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規矩都擺在明麵上，說清楚，彆一次次地沒完沒了。”
孫莞然輕輕頷首，“嗯，這樣也挺好的。”
周不器道：“第四點，就是我爺爺我爸爸采取的辦法了，我覺得這個方式是最好的，最符合國內的文化傳統，也能把親戚關係相處得最好。”
孫莞然似乎知道一些，試探著問：“送錢？”
周不器道：“對，送錢。除非是一些大病大災，否則一律不借錢，不能慣著他們。不過，畢竟都是實在親戚，也都有著血緣關係，該幫還是得幫。逢年過節了，就去挨家挨戶地送錢。每家分個兩萬、三萬的。就有點像古代皇帝的賞賜一樣，我可以給你，但你不能要，就容易建立起一種很有權威的感恩戴德的關係。”
孫莞然差點暈倒，“什麼感恩戴德，都是親戚呢。”
“你越看重你的親戚，你就越容易被他們用親情綁架。這就跟泡妞一樣，不能當舔狗，舔狗一無所有，道理都是相通的。”
“嗯？”
孫莞然眉梢一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