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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聽到董應舉說可以爭取農民支持新政和促進其他稅收，臉色緩和了一些，董應舉趁熱打鐵繼續說，類似陝北的大旱以後各地會頻繁發生，北京從去年開始到現在也處於乾旱中，越是這樣大災連綿，越需要鼓勵百姓種田，不收農業稅，就可以起到很大的激勵作用。從嘉靖年間以來，民間棄農經商的人越來越多，北方尤其嚴重，不收農業稅，可以扭轉這種趨勢。
崇禎表示了各種顧慮，矯枉過正，農重商輕，也未必是好事。如果人人種田，沒人經商了也會成為弊病。董應舉說種田即便沒有賦稅，也苦累得很，總有人不願意困守一個地方種田，樂意奔走江湖經商謀利的。
崇禎提出如果農業稅全免，願意種田的人當然會增加，不過耕地數量不會大增，地少人多也會產生衝突。董應舉說如果地少人多，那即便農業稅全免，種田收益也肯定會不斷降低，願意種田的人自然就會減少，轉而從事其他職業。他是福建人，福建向來就是地少人多，沒地可種的人自然會經商開礦出海謀生，不心擔心這一點。
崇禎又提出官府以票引換取糧食，這個辦法一開始實行或許有效，時間長了難保不生出弊端。這票引要是造假，真假難辨，反而會變亂稅法。董應舉說現在民間富商設立的錢莊，開出的會票通行各地，根本不怕偽造假冒的事。隻要製作得好就能防偽，縱然有奸人作假，以嚴厲的法律懲處，也不用擔心出亂子。
崇禎說既然這樣，不如乾脆恢複大明寶鈔，也不用什麼票引，就直接以寶鈔購買民間糧食。董應舉說這樣也可以，隻是寶鈔如果發行無度就容易貶值，還需要規定寶鈔能以一定麵額兌換白銀才可靠。崇禎說現在征收商稅，肯定能使大量白銀彙聚到官府，要是沒有鈔法輔助，民間白銀會越來越緊缺。可以在各地設立官辦錢莊存取白銀，就能讓百姓就近用寶鈔兌換白銀，這樣寶鈔也不至於重蹈變成廢紙的覆轍。
崇禎當然不會同意免除農業稅，卻也不增加了，隻是維持原額不變，除了災區以外不能隨意免除。不過董應舉提議的票引的辦法可以先試著推行，在賦稅以外，額外輸送糧食給官府的，可以獲取相應的票引，憑票引可以從當地課稅提舉司兌取銀錢。
董應舉對這個結果有些失望，說如果真的按原來設想的，把朝廷征收糧食的數額突然提高到15億石，甚至27億石，即便民間完全能負擔得起，這麼巨額的糧食，運輸存儲也要耗費巨大的人力，如果朝廷不能把大部分糧食及時分配出去，一年年存儲在倉庫裡，即便各處倉庫能裝得下，也會造成大量浪費，便宜了倉庫裡的老鼠米蟲。
崇禎認同董應舉的這個擔心，說也隻是試一段時間票引製，也有可能商人抬高收購糧食價格，即便實行票引製，朝廷手裡也未必能增加多少糧食。不過各地儲糧倉庫和運糧人力，確實需要大力整頓一下，這也是戶部的工作。董應舉說等各地常備民兵訓練有成，征糧運糧人手可以從民兵中抽調。
崇禎說重啟寶鈔的事情也需要開始籌備，尤其是印製寶鈔的防偽需要下功夫。董應舉說印刷寶鈔的事情也不必擔心，現在江南印刷技術越來越高明，萬曆時南直隸徽州歙縣製墨高手程大約，在滋蘭堂刻印《程氏墨苑》，采用分色套印技術，極為精美。請黃應泰、黃一彬這些木刻名家刻工也非常精妙。
後來烏程（湖州）閔齊汲、淩蒙初更采用了分版分色套印技術，各種複雜圖案絢麗色彩都能刻印。另外還有能使花紋凸顯在紙麵上的“拱花”技術，和套印結合趕來，稱為餖版拱花，巧奪天工。餖版拱花是徽州人胡正言發明，現在人在金陵和吳發祥用餖版拱花刻印《十竹齋畫譜》、《蘿軒變古箋譜》色彩鮮豔，凹凸有致，精妙絕倫。
崇禎和沈飛都知道套版刻印的技術歐洲兩百年以後才有，“餖版拱花”能使畫麵凹凸顯示，就是水印效果了。崇禎趕緊向董應舉胡正言的情況，董應舉介紹胡正言生於萬曆十二年，現年四十五歲，十竹是他的號，是徽州行醫世家，不僅繼承了祖傳醫術，而且書畫、篆刻、製墨技術都出神入化，《十竹齋畫譜》前年剛印成第一冊《翎毛譜》。
董應舉也是天啟七年免官回鄉路過金陵時去拜訪過他，有機會欣賞《翎毛譜》，對方說這是為了實驗餖版拱花技術印的第一冊，後續還會刻印其他，總名就是《十竹齋畫譜》，吳發祥五十歲，和胡正言大概是好朋友，《蘿軒變古箋譜》也是同時刻印的。董應舉沒有見過，聽胡正言說也很精美。
崇禎當場拍板這樣的人才，應該請到朝廷來，主持製作新版寶鈔。新版寶鈔就叫崇禎寶鈔，以便於和過去的大明寶鈔區分開。就是胡正言、吳發祥這些高手精心設計，親自製作銅製刻版。這樣民間就算是想要模仿偽造，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董應舉表示同意，餖版拱花技術發明不久，知道的人不多，而且如果有這樣高明的製版技術，可以亂真。把這技術用到正當職業也可以致富，根本不必冒險乾製造偽鈔的殺頭勾當。崇禎說製造偽造，殺頭未免太輕了，應該淩遲並且株連。
沈飛也知道明末民間私鑄銅錢非常猖獗，到了根本無法禁止的地步，如果出現新版寶鈔，也難免有人會偽造。偽造貨幣在現代也是最嚴重的幾種犯罪，也是頂格刑罰處置的，在明代、任何朝代當然也應該處以當時最重的刑罰，想必不隻是新版寶鈔，民間私鑄銅錢也會同時嚴厲禁止的。
董應舉走後，崇禎和沈飛走到了一個沒人的房間，自從新政以後，崇禎經常私下召見錦衣衛和各種人物議事，汪汝淳、張岱、柳敬亭、馮夢龍等人初見崇禎時還都是平民，宮女太監已經習以為常，私下會見穿錦衣衛製服的沈飛議事也沒人覺得奇怪。
崇禎和沈飛現在的內力都足以確定周圍沒人，崇禎說“董應舉的思維還是難免帶有時代印記，一有機會就想著減稅，降低百姓負擔”，沈飛說“稅是一定要收的，這個意識一定要普及下去。至於董應舉說的鼓勵種田、扭轉棄農經商趨勢問題，也不必非要用免稅的辦法，比如可以對農民發補貼，還有現代鼓勵出口對一些企業實行出口退稅，寧可事後退稅，事先還是要收稅的”。
崇禎說“補貼？這個辦法不錯，現在有些高產作物已經傳入了，隻是還不夠普及，就可以在不適合種植其他作物的地方推廣，就以發補貼的方式鼓勵。鼓勵人種田也可以這樣，農業稅也可以先收取再補貼”。
沈飛說“現在的增加稅收和改革科舉、重視科學軍事這些新政都是以戰時政策的名義實行的，後金剛剛經受了攻破沈陽的打擊，又已經被封鎖，主動權已經易手，隻要練一兩年兵，光是遼江的東江、鹹鏡和關寧的兵力就足夠滅掉後金，到時候難保不會有不滿的人以此為由想徹底終結新政。有些事情要趁早準備，實行新政的理由和好處要深入宣傳到民間，不僅士人，普通百姓也要知道其中道理，這樣以後有人想要扭轉輿論也難了”。
崇禎說“這些事情已經在做了，以後人才越來越多，人事可能變化，新架構是不會變的”。
沈飛說“稅收問題，應該說清楚，加稅不隻是為了應對後金戰爭的軍費開銷，也是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分配，董應舉也說他屯田的收益有部分用於救濟遼民。像北歐那些俗稱‘民主社會主義’那樣高稅收高福利調節分配，而且也是對市場經濟的調節，這些也可以宣傳下去”。
說到了市場經濟問題，沈飛語氣有些激動，說“‘自然經濟’是所謂‘封建社會’的經濟特征，雖然說周秦之變以後是‘封建社會’的奇談怪論首創自郭末若，但是他一個學者影響力有限，還是後來的有權有勢的人物把這種怪論搬進了自己的文章才成了標準答案，後來一段時間曆史學也和歐洲一樣成為‘神學的奴仆’，即便八十年代以後已經有很多經濟史研究者已經在事實上指出了中國古代市場經濟發達，但是在名稱上還保持‘封建社會’這個稱呼，鴉片戰爭以後自然經濟才瓦解的說法還是很流行，我卻知道這是扯淡。我看過全漢升一本論文集，其中一篇標題就是《鴉片戰爭前的江蘇棉紡織業》，江蘇的棉紡織業可能因為品種不同，棉花有從廣東乃至印度進口的，也有相當一部分是自己家裡有棉田的，就屬於一些經濟史上所謂的‘家庭農業的手工業相結合’，可是產品不僅銷售到全國各地，還有相當一部分被東印度公司采購以後轉賣到歐美的，從180幾到183幾年，每年外銷的布匹數量和價格全漢升列有表格。產品都賣到全世界去了，還說這是‘自然經濟’就見了鬼了。工業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前，根本沒有辦法實行蘇聯那樣的中央計劃經濟，要調節控製市場經濟，也有就隻北歐式的用高額累進稅收調節分配，實行高稅收高福利這一個辦法了”。
崇禎微微一笑，說“你這個語氣神態，和當初第一次談到財政問題的茅元儀有些相似”。
沈飛這才感覺有些失態，說“以前和在網上參加了這個話題的爭論，一想起來還是有些激動”。
崇禎又說了一下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安排，要派人去南京找兩個印刷專家胡正言和吳發祥，又是請他們製作寶鈔印版這樣的事情，人選很重要。剛才董應舉介紹，淩蒙初也是印刷行業裡也有相當高的地位，出版過套印作品，作為同行和那兩個人可能比董應舉還熟悉，就讓他去一趟。
特地派人去南京，如果隻是請兩個刻印專家有些浪費，同時也派人去南方查看以前促進一下新時的推行情況。南方是張溥等人的老巢，雖然其中幾個領頭的已經被崇禎提前調到北京，張溥還派駐琉球任“大使”去了，不過南方長期形成的風氣就是以抵製朝廷政策，尤其是抗議加稅成為習慣、風骨甚至是“政治正確”的，阻力應該比北方大得多，也應該派人去看看。
從能力上說崇禎比較看好汪汝淳，不過他之前一直沒有官職在身，突然把一個平民提拔成欽差巡撫，心高氣傲的江南士子心裡多半會不服他，就隻能找一個人推一前麵，汪汝淳名義上作為隨從幕僚，實際上由他掌握決定權了。
崇禎想讓錢謙益出麵，他現在的身份是禮部右侍郎，職務、才華、學識和在江南東林係文人裡地威望都足夠高，又不像劉宗周和黃道周等人那樣死板，比較圓滑，善於隨機應變，應該能夠說動他充當這個有些傀儡性質的欽差巡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