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做的好處是，投獻一方脫離了原先的戶籍，寄籍於仕宦家，也就避免了徭役的征派，此後他不再交田稅，卻要向仕宦交租。
而受獻一方由於擁有優免特權，故而逃過賦役，再加上飛酒、詭寄等手段的運用從而逃避田稅，可以攫取大量的經濟利益。
總之，它對投獻雙方均為有利，損害的隻能是那些安分守己，又無法逃避賦役的普通民眾，因為他們會承受因為一部分人“投獻”而轉嫁過來賦役的負擔。
而一條鞭法改革包括“以概縣之田，承當概縣之役，從而廢除排甲輪役製”；“按畝征銀，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了力差”等。
這樣，百姓隻需要通過承擔力差的費用，就可以免予服徭役之苦。
要知道，賦稅隻是要錢，可徭役卻是要命的活計。
在一條鞭法實施前，許多百姓就因為承擔徭役而困累而死，而這些人往往都是一家的頂梁柱。
頂梁柱倒了，一家人離家破人亡也就不遠了。
最可恨的還是，許多地方士紳就是利用手裡的權利，往往在安排徭役的時候，把自己看中田地的主人安排最累最威險的差，通過這種方式兼並土地。
人在服徭役的時候出事兒，他們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都是各家自擔。
這樣的人家，為了活命，也就隻有變賣土地一途，不過也就是能苟活一段時間而已。
因為他們耐以生存的生產資料土地已經沒有了，隻能做佃戶。
而在一條鞭法推出後，百姓就不用服徭役，隻要能給出力差錢，官府收錢雇人做事，那人是生是死就和百姓無關。
既然不用擔心服徭役，那一旦海瑞在應天十府推出一條鞭法的政策後，必然就會有原來投獻的人家反悔。
要知道，他們投獻是為了躲避徭役，國家的賦稅其實並沒有少，隻是變成了地租，甚至還是稍重一些的地租。
但是當增加的地租可以覆蓋賦稅和力差銀錢後，誰還願意繼續過投獻的日子？
土地成為彆人的，至少名義上土地的所有者是主家，自家還要一輩子做主家的奴仆？
因為投獻後，戶冊上已經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隻是主家的仆人。
按照海瑞在幾個地方為官的經驗看，他知道師爺的話是有道理的。
一旦推出一條鞭法，許多投獻民戶就會出來鬨事，用狀告的方式成為徐家的佃戶，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擺脫賦役的征收。
確認租佃關係的成立，轉而否認先前主仆關係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階的立場上看，如果允許退田，他不僅將遭受經濟上的損失，還得接受名分上的改變，投獻者由“家人仆從”變成佃戶。
眾所周知，名分對於維護“名族”地位尤為重要，是區分“尊卑”“貴線”的標誌，徐階肯定是不會接受的。
“賦役”這個詞，在古代要分開來看，賦是稅，役是役。
稅可以簡單理解為田稅，按照稅率有多少田就繳納多少稅，而役則是勞役、徭役這類。
而在明朝，士人雖然有優免，但是朝廷免除的隻是他們的雜役而不是全部賦稅，最起碼在朝堂上是這麼說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時，朝廷還出台優免則例，特意確定了士人各級優免額度。
京官一品優免役糧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遞減，至九品優免役糧六石、人丁六丁；外官減半；舉、監、生員優免糧二石、丁二人；致仕優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實就是免役的人口，而優免役糧則是折合田畝，因為大明把田地分為上、中、下三等，每個等級每畝地的田稅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麼等級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糧食，那麼就等於免多少田稅。
你家的田稅超過優免役糧，自然就不用交田稅，但是超過部分就要繳納。
而且因為明朝的田稅很低，所以折合的田畝麵積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萬曆年間，新的優免新例就更加明確了數字。
現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萬畝，以下遞減，八品免田兩千七百畝；外官減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進士優免田最高可達三千三百五十畝，未仕舉人優免田一千二百畝；生員、監生八十畝。
這個時候，朝廷發現有人利用田地等級說事兒，所以乾脆就不說優免糧，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數量。
雖然朝廷有如此規定，可是卻並不耽誤士紳們拿著雞毛當令箭，隨著時間的推移，政策變動，適用範圍擴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敗壞，製度執行力低下，士紳們暗地裡還利用權能肥私，成功的將隻免雜役後來變成“合法”的逃稅逃役。
其實優免條例的變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稅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後來加了三餉，其實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國家，而在官員們上下其手貪汙腐敗，地方官定下的各種雜稅和攤派比正稅要繳納的錢糧多得多，讓小民根本無法承受。
這些問題，海瑞也是一清二楚，可他也不能和體製作對，所以知道但也不能說。
經過一晚上的思考，海瑞依舊還是決心繼續推進應天府的一條鞭法，而對那些書案上的狀子，海瑞打算先壓著不管。
畢竟這些官司，其實都是下麵官府已經審結的案子。
他們把狀子遞到自己手裡，相當於上訴，自己可以選擇接，也可以不接。
再說，按理這些狀子遞交到按察司才是對的。
自己這應天巡撫，主要還是行政為主，而不是去查這些案子。
而接下來的風暴，海瑞在心裡其實也有了應對，那是他當年在淳安等地任知縣時就想出的解決辦法和稀泥。
投獻的土地全部追回？
不可能，因為這裡麵牽扯非常大，絕對不是一些人想的隻要公正判罰就完了。
按照《大明律》，投獻行為其實是犯罪，不管是投獻人還是接受人，都要被追究責任。
特彆是接受投獻的行為，按律是要被處以充軍刑罰的。
而誰可以接受投獻，自然是各地士紳，否則彆人也沒這個機會。
所以，海瑞辦案，其實並非他能夠秉公執法，而是在於他能在判決案件中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方式，這樣兩邊都接受了，自然就認為他這個官做的好。
而對於徐家的案子，海瑞打算不管其他刑案，而是隻針對徐家田地。
若是投獻的案子，他接，然後就按照田地糾紛進行處理，大事化小。
至於如何安撫兩方，最好的辦法就是“退半”。
有確實證據的自然是全退，但往往沒有，徐家畢竟不傻，是不會留下絲毫證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