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萬盛世！
魏廣德在崩山堡粗茶淡飯混日子，不是說他不孝順，畢竟來自後世，那時候的一些習慣和意識依舊占據著他的想法，所以對丁憂這事兒打心底是頗不以為然。
有這些想法，並不代表他就能把話說出來，隻能憋在心裡，儘量找點事兒給自己做，好消磨時間。
他可不知道在京城最後的盟友此時已經被高拱、張居正逼到絕路上了。
現在的高拱，已經成為內閣真正的首輔，李春芳乞歸奏疏已經在上個月被隆慶皇帝批紅，這會兒應該還在回老家的路上。
而順次遞補，張居正成為次輔，而殷士譫依舊是輔臣。
這樣的排位，足夠把殷士譫壓得死死的，讓他在內閣失去了全部話語權。
當初能夠在內閣呼風喚雨，那是因為首輔李春芳不怎麼理事，又有次輔陳以勤和魏廣德幫忙，自然讓他在內閣話語權大增，而現在的變化，巨大的落差讓殷士譫一時就有些適應不來。
為此，他對高拱的仇恨更甚，在內閣議事時，經常因為政見不和與高拱、張居正發生爭議。
當然，最後的輸家依舊是他，不過他卻沒發覺自己的意見很多時候都是在為反對而反對，卻好似找到樂趣般，想法設法給高拱拆台。
他樂此不疲，卻讓高拱和張居正對他的態度也發生了巨變，欲除之而後快。
雖然高拱和張居正也是麵和心不合，可畢竟他們行事還是先從公心上考慮，那就是為國解憂。
現在殷士譫在閣議中的發言，大多都是賭氣式的和高拱爭議，打擂台，自然讓他們心生不滿。
實際上，在內閣這些變化中，張居正其實是走了一步臭棋。
如果是魏廣德站在他的角度，很大概率上除了根本性的朝政會堅持己見，和高拱站在一起，對一些不是那麼重要，或者說影響不大的政務，或許他就是調頭支持殷士譫。
現在內閣三人，其實代表著三股勢力，維持住這樣的局麵，對於張居正來說才是最有利的。
以次輔的身份在其中周旋，左右逢源，才能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他沒有，而是按照本心，卻無形中加大了內閣的分裂，直到他和高拱都坐不住了。
當然，或許張居正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考慮到高拱自任首輔後，唯我獨尊，容不得彆人的半點不同意見。
作為次輔的張居正，感覺到高拱的權力欲望太過強烈，很難與他共事，更多時候沉默不語，明知道高拱不對的地方，也不敢指出來罷了。
而他的沉默，就被殷士譫看成張居正支持高拱的表現，把本該在這個時候聯合起來的兩個人給分開。
“工部商議了給事中李貴和提議在山東地區開鑿一條新水道的奏議，覺得開挖新河把膠河和萊河連通起來是可行的。
若是膠萊運河完成，則黃河水患之時，漕船可在淮安出海，沿海岸線駕船走膠萊運河，避開黃河水道，從天津入內河直抵通州。
今日召集大家，就是說說此事。”
高拱坐在首輔位置上，看著旁邊的張居正和下首的殷士譫，說明此次開會的原因。
“我先表個態，我是很支持李貴和的建議的，黃河這幾年連年泛濫，朝廷花費巨資維護，可決口依舊，漕運幾近斷絕。
按照工部的測算，兩年完工，就可以保證通州糧倉在耗儘存糧前，江南漕糧可以安全抵達通州。
此事，不能拖。”
高拱這麼說，其實就已經擺明了車馬炮，他已經決定要開鑿新河道，避開黃河。
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
張居正聽見高拱這麼說，心中有些發惱卻不好表現出來，高拱就在一旁虎視眈眈看著。
他這次依舊是默不作聲，隻是在高拱話語落下之時“習慣”性點點頭。
不過輔臣殷士譫此時卻是皺起眉頭，李貴和的建議他早前也看過奏議，為此還找了工部的人谘詢可行性。
工部熟悉水情的主事告訴他的是，此項建議其實元朝時就有人提出過，不過最後沒有開工，因為派去勘察河道的官員回來後表示，水道地形複雜，很難開鑿。
同時，山東境內河道，不管是膠河還是萊河，水量都偏小，沒有外水，工程又耗資巨大，建成後可能因水量達不到而不能通航，實際意義不大，勞民傷財。
有元朝的前車之鑒，殷士譫自然深以為然。
其實，要說要航運，元朝確實比明朝要高明許多，最起碼元朝就是發展海運為主而不是走運河，每年因為海難造成的損失雖然也有，但是卻和走河道造成的損失差不多，算是可以接受的損失。
但是到了明朝，一味強調海運不安全，卻沒看到其實走運河依舊有沉船的風險，殊為不智。
殷士譫自以為有了這個消息，所以在高拱表態後，他馬上也提出了反對。
“首輔大人，李貴和的建議我也知道，先不說開鑿新河需要的海量銀錢，朝廷現在能不能夠負擔的起，就說這運河之水，但就膠河和萊河的水量，怕是不能保證運河同航的水量。
屆時，勢必還要開鑿引水渠引入周邊大河之水，這豈不是又把新河與黃河聯通？
屆時黃河泛濫之時，怕是黃沙又會淤堵新河道。
我看這事兒，其實就是勞民傷財，還是不要做為好。”
殷士譫開口就直接否定了高拱的意見，自然讓高拱不悅。
其實關於河道水量的問題，在工部研究時就有過爭議，一些人覺得建議很好，水量其實應該夠用，元朝之所以沒建，那是因為那時候元朝朝廷腐敗，官府沒錢辦成這事兒。
開鑿新河道，特彆是在那個地形複雜的地方開挖新河，投入巨大，要是因為沒錢為繼，搞成爛尾項目，那損失才叫人心疼。
而且在元朝考慮此事時，其實已經是元末，因為黃河水患的影響，百姓紛紛揭竿而起。
這個花費巨大的項目從提出到束之高閣不過是短短數月時間罷了，元朝朝廷並沒有派人反複認真勘察地形，因為那時候的財政已經轉向平叛的軍費開支，根本拿不出錢財處理此事。
和高拱交談的人，當然剛好就和殷士譫谘詢的主事意見相左。
一個認為水量不成問題，最主要影響效果的還是朝廷是否有充足的財政保證開挖新河工程的按時完工，而另一人不僅認為朝廷沒錢完成新河道開挖，也因為開挖後可能存在水量不足難以行船的理由，進而堅決反對此工程。
因為兩個人谘詢的工部主事意見不同，所以雖然在稟報此事時也說了工部內部的爭論，但都因為他們本身的立場而很輕易的幾句話帶過，自然就沒有引起高拱和殷士譫的重視，隻是知道有這麼個事兒而已。
張居正的情況也和他們類似，他也聽說了工部的爭論，而且也知道朱衡為此已經派人去山東勘察地形，實際上工部並未就此事有部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