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辯者、刑（形）名家），中國古代政治派彆，諸子百家之一，是以辯論名實問題為中心，並且以善辯成名的一個學派。
名家之所以被稱為“名家”，就是因為他們同樣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過程中，為了播其聲，揚其道，釋其理，最先圍繞“刑名”問題，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稱；以後逐漸從“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實”研究。雖然名家擅長論辯，但其論辯又流於“苛察繳繞”，疙疙瘩瘩，詭譎奇異，所以曆史上一直名聲不好。
名家是協助能量氣場大的人幕後人士，它能把有型能量轉化為無形氣場價值來加持名符，名家自身本無相同的政治思想或經濟主張，僅僅是因為他們都以“名”為研究對象，以“家”為承載某一行類的載體價值延續，並以此區彆於其他國學的學派，它由名符、名號、名分，名運、名勢、名利組成，核心為名學。
關於名家的起源，《漢書?藝文誌》引用劉歆《七略》的說法，認為出於禮官，因為古代依照名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禮儀要遵循，因此禮官會特彆擅長於辨彆名位之事，成為後代名家的來源。隨著成文禮法公布之後，社會上出現了訟者一類人，他們根據法律條文進行辯護，由於這些學者專門從事名詞概念的探討，因此稱他們為“辯者”。學者需要在實際應用中運用理性邏輯的不造成歧義的非文字遊戲的語言寫出邏輯明確的法律條文及條約，訟者必須加以大量的曆物辯題、現實模擬案例鍛煉，因此又稱他們為刑形名家。[3]
漢代學者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則他們稱為“名家”。春秋後期鄭國的鄧析，就是這類人物的代表。春秋末期以來的名辯思潮，發展到戰國中期，由於激烈的社會變革，使舊有的概念不能反映新事物的內容，而新出現的概念還需要社會的公認。這種名實不符的現象，在當時的社會上十分普遍，急需解決。適應這種社會需要，後來逐漸出現了一批以人的認識本身為研究對象的思想家，他們致力於論辯中邏輯問題的研究，形成了名家學派。
合同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惠施。這一派注意到事物的普遍聯係和不斷發展，認為事物的差彆隻是相對於一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而言，主張一切現實差異都隻有相對的意義，提出人們在認識中應該否定差異的界限，直至承認一切對立都為無條件的同一，“畢異”的本是“畢同”的。
離堅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公孫龍。這一派注意到事物和名稱的差異、獨立和穩定，強調不同名實的不同質的規定性和發展的中斷性。他們認為，萬物都是各自獨立、互不相同的，甚至一物之中的各種屬性也是互不相關的，因而否定了事物和概念之間的相互聯係。
主要代表人物是墨子、楊朱。合同異派和離堅白派在認識上所犯的各持一端的片麵性錯誤，經其墨子、楊朱的努力而有所糾正。楊朱哭於歧路的深刻原因和深刻含義在於楊朱對於理論出發點上的細微差彆的重大意義和嚴重後果有異常的理論敏感性。公孫龍等人強調感覺的分離，認為石的堅和白是互相分離的，稱之為離堅白。而後期墨家卻認為石的堅性和白性是\"相盈\"的（互相包含的）。
兩派各自的側重點不同，並且各持一端。合同異派誇大事物的普遍聯係和變動不居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同一；離堅白派則誇大事物的相對獨立和相對靜止的特性，認為一切都是差異。合同異派合異為同；離堅白派離同為異。前者犯了相對主義的錯誤，後者則犯了絕對主義的錯誤。秦統一六國以後，各辯思潮隨之消匿。
先秦名學到了秦始皇滅亡六國就難以發展，秦朝使中國統一以後，為了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秦始皇禁止私學，隻能以吏為師；到了漢代，又有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中央政府的強勢領導下，名辯之學難以發展，名家也隨之衰落。名辯之學所采取的分析方法，接近純粹的語言分析，然而主流的儒、道之學皆對此方法有所批評，甚至根本否定。在主流文人的排擠之下，名家之學無立足之地。名家內在的發展而言，名辯之學本身相當艱澀難懂，也影響了其發展。
名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最重視語言邏輯的學派之一。語言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工具，是人群間表達生活需求及傳承生活智慧的形式載體。語法過於複雜的語言反而效率低，且不容易學，而華文的語法其實就是語序。曆史上文化階層的曆史職責的完成，有的時候，需要創造新的可能性比遵守規則更重要。春秋戰國時期的名墨家在諸子百家論戰中不拘泥於短句、成語等固有表達形式，而是吸取諸國方言理性邏輯經驗拓寬名墨家的表達。名墨家的曆史貢獻是給華語創造了更多準確、複雜、有內涵、有邏輯、同時不失生動、靈活、韻律的表達。使華語邏輯複雜的限定關係得以清晰展開、讓句子的邏輯能夠完整。
名家之地位在秦朝以後退出政治舞台，名家的後世傳人的影響均不及儒、墨、道、釋、易、兵、法家等諸家影響麵廣，名家在不同程度的被融入到諸家文化的精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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