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可立撫登期間，不僅鞏固了海防，還促進了地方的穩定與發展，成為了登萊地區曆史上的傑出人物，被後世譽為登州名宦祠中的登萊巡撫典範。
十、海陸相犄角奇兵複遼南
天啟二年至三年（16221623年），袁可立受命於危難之際，擔任登萊巡撫，承擔起備兵防海、讚理東征軍務的重任。麵對後金的頻繁侵擾，袁可立巧妙布局，采取海陸相犄角的戰略，利用登萊水師與毛文龍、沈有容等悍將密切配合，形成綿延千裡的戰線，有效遏製了後金的攻勢。
袁可立深知海防的重要性，他積極籌備，要求朝廷撥款加強海防建設，修繕戰艦，備足器械，確保毛文龍的接濟。他精心部署，廣布水師，於皇城島設置參將、守備，練兵三千，作為登萊的外線防禦。同時，設立遊兵兩營，靈活機動於廣鹿諸島之間，使用疲敵戰術，使敵人陷入被動，從而保護了沿海航線的安全，保障了琉球、朝鮮的海運暢通，開創了中國軍隊國際護航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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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春夏，袁可立抓住時機，組織登萊水師出海，意圖解救旅順、金、複一帶的百姓。他派遣沈有容率領精兵三千六百人，先行出海，前往旅順、皇城、廣鹿、平山等島，伺機進擊。副將李性忠則率領遼左健士數千人，袁可立親自餞行，叮囑其相機行事，以鞏固榆關，聯結毛文龍。
同年六月初四，袁可立指揮兩鎮兵馬發起奇襲，沈有容從南麵的皇城島掩襲旅順南四衛，毛文龍則從北麵的皮島進攻，雙方相互策應。在這一係列的軍事行動中，袁可立的策略極為成功，迫使後金放棄了金、複兩地，僅留西虜二萬人守蓋。與此同時，袁可立策反後金複州總兵劉愛塔，進一步鞏固了軍事優勢。
七月，張盤率領軍隊與登萊招募的遼民混編隊伍，一舉攻克金州，隨後收複旅順、望海堡、紅嘴堡等戰略要地，遼南數百裡土地重回明朝版圖。同月，毛文龍亦取得重大勝利，收複了包括金州、永寧堡、旅順、岫岩、蓋州在內的大片領土，以及湯站、鳳凰城和鎮江一帶，共計千餘裡。
十一、嚴關設重伏夜火燒連營
天啟三年（1623年）秋收時節，後金軍再次侵擾旅順、金、複等地，大肆搶收秋糧，李永芳部四處劫掠百姓。麵對此情，袁可立把握時機，利用遼民對後金的仇恨，策劃了一場火攻。他指示沈有容在後金囤積糧食之時，乘風縱火焚燒其積聚，使得後金兩個月的糧食儲備化為烏有。此舉雖深結後金之怨，但也成功削弱了敵人的後勤能力。
後金惱羞成怒，於天啟三年十月集結重兵反擊。袁可立深知兵法貴在審時度勢，他依據情報，提前部署，命令諸將分兵設伏，夜戰中俘斬無數，大獲全勝，迫使後金撤軍。其中，袁可立利用遼民痛恨後金的情緒，於複州、永寧和金州、旅順一帶設下重重埋伏，夜間用火把突襲，火箭射焚敵營，使後金損失慘重，最終大敗而逃。
十月五日夜，張盤在沈有容的策應下，於城外設下伏兵，再次采用火攻，擊潰後金軍，收複了複州和永寧以及周邊數個堡壘。袁可立乘勝追擊，聯合朝鮮援軍，形成強大戰力，意圖進一步擴大戰果，實現全麵恢複遼南的戰略目標。
然而，天啟四年（1624年）正月初三，後金趁海水結冰，以萬餘騎兵繞襲旅順，欲報前仇。袁可立早有準備，他在登萊和東江兩鎮水師的配合下，於旅順城外險要地帶設伏，沈有容率水師遊弋於沿海島嶼，策應陸上作戰。張盤率軍堅守城池，直至彈儘糧絕，仍不屈不撓。後金求和不成，被迫撤退，遭受重大損失。
袁可立的軍事才能在於他能夠準確判斷局勢，製定周密計劃，調動各方力量，實施有效打擊。他的戰術運用，如火攻和夜襲，不僅削弱了敵人的實力，也提振了明軍士氣，改變了遼東戰場的態勢，從被動防禦轉為主動出擊，收複失地，迫使後金退卻。
袁可立離任後，明軍的軍事形勢急轉直下，缺乏像袁可立這樣的傑出將領，明軍逐漸喪失了在遼東的主動權，陷入被動挨打的局麵。袁可立在遼南的戰績，不僅是軍事上的勝利，也是對後金心理防線的重大打擊，展現了他作為一代軍事家的智謀和勇氣。
十二、不戰屈人兵策反劉愛塔
天啟三年（1623年），袁可立著手強化東江和登萊兩鎮的軍事布局，通過海陸協同，對後金形成壓倒性優勢。在這一戰略背景下，他巧妙地運用反間計，策反了努爾哈赤的姻婿劉愛塔，即劉興祚。這一行動不僅在軍事上對後金造成了沉重打擊，也在心理戰線上引發了深遠的影響。
起初，總兵沈有容捕獲了金應魁，此人攜帶著劉愛塔的密信，表達了他欲投誠大明的心願。沈有容對此持保留態度，但袁可立敏銳地察覺到這是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他決定利用這一機會，給予劉愛塔免罪牌及加銜劄付，承諾如果歸降，將為其後代請封官職。隨後，沈有容按袁可立指令，於三月中旬率兵出海，準備接應劉愛塔。
然而，計劃差點夭折，因後金內部的中軍王丙告密，劉愛塔及其弟弟劉興仁被發現，劉興仁遭殺害，劉愛塔本人也被捕。為了逃脫後金的魔爪，劉愛塔策劃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狸貓換太子”計策。在一個黑夜，他找到一個長相相似的金兵，將其灌醉後殺害，並縱火焚燒屍體，製造出劉愛塔已死的假象。後金高層信以為真，劉愛塔借此機會隱匿起來。
儘管袁可立的離任使劉愛塔的歸降計劃一度受阻，但劉愛塔在崇禎初年最終歸順了明朝。不過，歸降後的劉愛塔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毛文龍甚至宣稱是在陣前招降劉愛塔，而非其主動歸順，這一舉動無疑是對劉愛塔忠誠的否定。劉愛塔雖未能在大明得到應有的重用，但他矢誌報國，最終戰死沙場，展現出了與南宋名將李顯忠相似的忠誠與英勇。
袁可立策反劉愛塔的壯舉，對後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重創了後金的偽軍體係和情報網絡，也使得後金的漢官降將人心惶惶，軍心動搖。後金不得不放棄金、複諸城，遼東大片土地重新回到大明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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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滿清入關後，對這段曆史進行了刻意的抹殺。康乾時期的大規模“文字獄”中，《明史》對袁可立、劉愛塔等重要曆史人物避而不談，甚至對毛文龍的記載也極為簡略。這種刻意的遺忘，反映了滿清對這些曾對他們造成巨大威脅的人物的忌憚。
十三、籌餉多募兵節製毛文龍
袁可立，這位曆經坎坷仍誌在千裡的老將，於天啟年間擔任登萊巡撫，負責東北邊防。他深知毛文龍的膽識與智謀，因此在其上任初期，便大力提拔毛文龍，甚至授予尚方寶劍，賦予其極高的軍事權力。袁可立積極為毛文龍的東江鎮籌集軍餉和兵力，多次向朝廷呼籲支援，即便在自然災害如地震之際，也不忘上疏請求預籌毛文龍的軍需接濟。
袁可立深知邊防的重要性，他不僅關注軍事勝利，更注重軍餉的籌措。在他的支持下，毛文龍的東江鎮逐漸壯大，成為了抵禦後金的重要力量。袁可立曾言“奴酋逆天順犯，於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他認可毛文龍的戰功，並為其請賞請恤，力圖穩定軍心。
然而，袁可立對毛文龍的支持並非毫無原則。當毛文龍報告取得“乃滿浦、昌城之捷”時，聲稱敵軍傷亡慘重，袁可立對此表示懷疑，要求核實戰報的真實性。這引起了毛文龍的不滿，他唆使言官對袁可立進行彈劾，加劇了兩人之間的矛盾。袁可立在核查過程中發現，毛文龍的部分戰報確實存在誇大之處，但考慮到整體戰局，他采取了謹慎的態度，既不完全否認也不全盤接受。
袁可立與毛文龍的關係，反映了明末複雜的黨爭與軍政局勢。袁可立的立場，一方麵要支持毛文龍對抗外敵，另一方麵又要防止其權力過度膨脹，以免失控。在袁可立的節製下，毛文龍雖然多次獲得升遷，但也感受到了來自朝廷的壓力。不幸的是，袁可立因黨爭被迫離職，毛文龍失去了最有力的盟友與製約者。
袁可立離職後，毛文龍的權力日益膨脹，最終導致其被袁崇煥矯詔殺害。這一事件不僅影響了毛文龍的命運，也對明廷的邊防造成了重大打擊。失去了袁可立的節製，東江鎮的軍力逐漸衰弱，最終爆發了登萊兵變，袁可立的防務體係徹底崩潰。袁可立本人也在心力交瘁中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
十四、馭兵多方略杯酒釋兵權
天啟三年（1623年），正值元宵佳節，登州城內燈火輝煌，沉浸在節日的喜慶氛圍中。然而，一封緊急軍報打破了這份寧靜。兵部傳來消息，稱山東巡撫趙彥根據濰縣縣令的報告，要求袁可立立即派遣大軍平叛。據縣令所述，駐防濰縣的李性忠和張爾心部有發動兵變的跡象，此消息如同晴天霹靂，令登州上下一片嘩然。
麵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袁可立展現出了卓越的軍事智慧和冷靜判斷。他並未盲目響應兵部和山東巡撫的緊急征召，而是先派遣心腹密探，暗中聯係總兵沈有容，尋求對李性忠和張爾心的最新情報。沈有容作為招募和訓練這兩員遼將的直接負責人，對他們的忠誠和性格有著深入的了解。
沈有容回複，確認李性忠和張爾心對大明忠心耿耿，兵變傳言源於軍需物資供應上的誤會和摩擦，而非真正的叛亂意圖。袁可立聽取了沈有容的意見，決定采取更為審慎和智慧的措施來化解這場潛在的危機。
午夜時分，正當元宵燈酒會熱鬨非凡，袁可立命令快馬加鞭，以犒勞將士為名，向李性忠和張爾心送去美酒佳肴。與此同時，他委派使者攜帶令牌，象征性地解除了二將的兵權，這一舉動既是預防措施，也是對二人的一種安撫。袁可立向二將保證，隻要保持忠誠，兵權將在適當時候恢複，並承諾解決物資供應的問題，消除軍民間的誤會。
這一策略收到了奇效，李性忠和張爾心的部下得知消息後，感佩袁可立的睿智和寬容，原本緊張的氣氛瞬間緩和。將士們對袁可立的寬宏大量表達了感激之情，紛紛表示將繼續效忠大明，服從指揮。這一突發事件得以和平解決，避免了不必要的流血衝突，也維護了登萊水師的穩定和軍心。
袁可立處理此事的方式，充分展現了他作為軍事領導者的智慧和遠見。他沒有選擇武力鎮壓，而是通過溝通和安撫，化解了潛在的危機，贏得了軍民的尊敬和支持。這次“杯酒釋兵權”的故事，成為了袁可立軍事生涯中的佳話，不僅展示了他駕馭複雜局麵的能力，也體現了其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的領導哲學。
十五、朝鮮起禍變聲罪勸濟師
天啟三年（1623年），朝鮮國內發生政變，國王李琿被其侄李倧篡位，這一事件震驚了整個東亞地區。袁可立，作為明王朝的邊疆重臣，對此事反應強烈，他指出廢立君主乃朝鮮二百年未有之變，對這一違背傳統秩序的行為表示了堅決的反對。在他看來，君臣之分不容顛倒，即便李琿有失德行，也應由大妃上奏，等待中國乾預更替，而非臣子擅自篡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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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可立上疏明廷，主張對李倧聲罪致討，以維護王綱。但考慮到當時明與後金正處戰時，朝鮮作為盟友的地位尤為重要，袁可立在堅持原則的同時，也展現出外交上的靈活性。他建議在軍事壓力之下，允許李倧暫時維持現狀，以換取朝鮮在抗金鬥爭中的支持。
同年六月，朝鮮派遣使團訪問登州，試圖獲得明廷的正式冊封，袁可立在接待中展現出了大明的威儀。然而，麵對朝鮮的請求，袁可立再次向明廷提出建議，強調朝鮮內部的叛亂破壞了封疆的穩定，明廷應遣使宣赦，命令朝鮮臣民討伐逆賊，恢複原君主的權力。如果李倧確為民眾所擁戴，也應令其退避待罪，待明廷審慎考慮後再做定奪。
袁可立的立場和建議，反映了他在處理朝鮮政變時的複雜考量。他既要維護明朝的傳統權威，又要考慮到現實的軍事需求。然而，這一立場也引發了朝鮮君臣的不滿，他們認為袁可立的強硬態度和後續的妥協策略，給朝鮮帶來了長期的政治困擾。
朝鮮多次向清朝政府申訴，企圖修改曆史記錄，甚至通過賄賂清朝官員，試圖在《明史》的編纂中抹去或歪曲袁可立的正麵形象。朝鮮史書中對袁可立的描述往往帶有偏見，他們強調袁可立最初基於流言而請討，後來才因事實清晰而請求冊封，卻忽略了袁可立的決策是在遼東戰局嚴峻背景下作出的妥協。
袁可立在處理朝鮮政變中的表現，體現了他作為一個軍事和政治領袖的智慧與挑戰。他必須在原則與現實、外交與軍事之間尋找平衡，而這正是曆史人物在特定時代背景下麵臨的普遍難題。朝鮮政變事件，不僅考驗了袁可立的外交手腕，也反映了當時東亞國際關係的複雜性和脆弱性。
十六、剛正持朝綱忤逆魏忠賢
天啟年間，袁可立因其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剛正不阿的性格，在朝野間享有盛譽。他主張積極防禦，重視海防，與朝廷中某些人“重山海輕沿海”的戰略短視形成鮮明對比。袁可立對滿清的野心有深刻的認識，堅決反對議和，這種立場讓他在朝中顯得格外突出。
袁可立的剛正不阿最終觸怒了權傾一時的魏忠賢。當時，魏忠賢與崔呈秀等人肆意妄為，朝中大臣多因畏懼而諂媚，唯獨袁可立保持距離，不為所動。魏忠賢試圖拉攏袁可立，但袁可立的清廉和正直使他成為閹黨的眼中釘。在一次重大人事安排中，袁可立直言“此非掛冠神武門時乎？”表達出對魏忠賢的不滿，隨後被迫致仕歸裡。
袁可立的離去，標誌著閹黨對朝政的全麵掌控。魏忠賢迅速安插親信劉廷元取代袁可立的位置，而崔呈秀則掌握了兵部，閹黨幾乎控製了全國兵馬大權。袁可立的離任，不僅削弱了朝廷的軍事力量，也為後來的邊防危機埋下了隱患。
袁可立的為人公正廉直，使他在朝野間享有極高的聲望。即使在黨爭激烈的環境下，他仍能保持中立，專注於遼東防務，這在晚明黨爭紛擾的朝堂上尤為難能可貴。袁可立的門生故吏中不乏節烈之士，如倪元璐、劉理順等，他們在朝中亦為清流，彰顯了袁可立對人才的培養和影響。
崇禎即位後，麵對日益嚴峻的戰事，朝廷多次欲重新啟用袁可立，但他淡泊名利，屢次謝絕，表明了他對於功名的淡然態度。袁可立的剛直成性，使他在遼東戰事最為吃緊之時被棄置於家，未能充分發揮其才能，成為明末的一大遺憾。
袁可立與同時代的許多清流官員如董其昌、黃道周等交情深厚，他們的友誼和相互支持，展現了晚明士大夫的風骨。袁可立逝世後，其門生故吏多有追悼之作，如黃道周撰寫的《節寰袁公傳》，以及倪元璐的《袁節寰大司馬像讚》，均高度評價了他的品格和貢獻。
五、結語
袁可立的一生，是明朝晚期政治風雲變幻的縮影，也是個人品德與國家命運交織的生動寫照。他的事跡提醒我們，即使在動蕩的時代，個人的正直與勇敢仍然可以成為照亮黑暗的光芒，為後世留下寶貴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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