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宮得寵
葉赫那拉氏，也就是後來的慈禧太後，出生於1835年的北京，出生在一個具有軍功背景的家庭。她的家族雖然屬於鑲藍旗滿洲，但因其子嗣成為皇室成員而被提升至更顯赫的鑲黃旗滿洲。慈禧的父親惠征曾任安徽寧池太廣道，顯示出家族在清朝官場中有一定的地位。
1851年，清朝朝廷頒布了選秀女的詔書。次年，18歲的慈禧被選送入宮，參加八旗選秀，並被鹹豐帝賜予“蘭貴人”的稱號。這個稱號不僅是對她美貌的認可，也是對她未來可能在宮廷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個預示。
1854年，慈禧被晉封為“懿嬪”，這個稱號中的“懿”字在滿文中意味著“溫和”、“安懿”，反映了她在鹹豐帝眼中的形象。同年，她參加了正式的冊封儀式，這標誌著她在宮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
到了1856年，慈禧為鹹豐帝誕下了唯一的皇子載淳，這不僅是她個人地位的巨大飛躍，也意味著她將擁有更多影響宮廷事務的機會。因為母憑子貴，她很快被晉封為“懿妃”。1857年，她又被加封為“懿貴妃”，此時的慈禧在宮中的地位僅次於皇後鈕鈷祿氏（即後來的慈安太後）。
由於鹹豐帝身體狀況不佳，加上當時清朝內外交困，外部麵臨英法聯軍的入侵，內部則有太平天國起義等重大挑戰，導致鹹豐帝身心俱疲。在這種情況下，擅長書法的慈禧開始代筆批閱奏章，並逐漸參與到朝廷政事之中。鹹豐帝允許她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實際上給了慈禧一個逐步掌握實權的機會。
慈禧最初參與政務的方式主要是通過為鹹豐帝代筆批閱奏折。隨著時間的推移，她對朝政的影響力逐漸增強。這一時期的經曆為慈禧日後成為晚清實際的統治者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辛酉政變
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迅速攻陷了大沽，進而威脅到北京的安全。鹹豐帝麵對如此嚴重的局勢，顯得束手無策，甚至考慮逃離京城。在這個關鍵時刻，懿貴妃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認為皇帝應當留在京城以鎮守宗廟，防止外敵入侵，以免留下“天子蒙塵”的恥辱。儘管她的建議未能被采納，但她的態度展示了她對國家大事的關注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隨著英法聯軍逼近北京，鹹豐帝不得不帶著懿貴妃和其他皇族成員倉皇逃往熱河避暑山莊。在此期間，懿貴妃開始積極參與朝政，審閱各地奏章，並與朝臣討論政事。她的這些行為引起了鹹豐帝身邊一些大臣的不滿，特彆是肅順，甚至建議鹹豐帝效仿漢武帝賜死鉤弋夫人的做法來處理懿貴妃的問題。然而，鹹豐帝並沒有采納這個建議，這讓懿貴妃暫時保住了性命，但其政治聲望受到了一定影響。
鹹豐十一年（1861年），鹹豐帝在熱河去世，年僅六歲的載淳即位，是為同治帝。同治帝尊皇後鈕鈷祿氏為母後皇太後，尊懿貴妃為聖母皇太後，並分彆賜予她們“慈安”和“慈禧”的徽號。鹹豐帝臨終前任命了八位顧命大臣輔佐年幼的同治帝，同時授予皇後和皇太子（由慈禧代管）兩枚代表皇權的圖章，用於簽署詔令。慈禧以生母身份代行皇帝職權，但實際上權力受到了限製。
然而，慈禧並不滿足於這種有限的權力，她渴望能夠全麵控製朝政。以載垣、肅順為首的輔政大臣堅決反對慈禧乾政，認為這違背了祖製和鹹豐帝的遺願。慈禧意識到必須聯合其他力量才能改變現狀，於是她首先說服了慈安太後，並與身在北京的恭親王奕?取得了聯係。奕?不顧輔政大臣的阻撓，前往熱河拜見鹹豐帝靈柩，並與慈禧、慈安進行了長達數小時的秘密會晤。在這次會議中，他們策劃了從輔政大臣手中奪權的具體步驟。奕?回到北京後，積極聯絡外國使節，確保外國不會乾涉清廷內部事務。
鹹豐十一年（1861年），慈禧與奕?密謀政變後，形勢迅速變化。八月初六日，山東道監察禦史董元醇上奏請求皇太後代理朝政，並提議在親王中挑選一兩人輔助處理國家大事。慈禧看到奏折後十分高興，並立即召見載垣等顧命大臣，要求按照奏折所請傳旨。然而，載垣等人以祖製中並無太後垂簾聽政的規定為由，堅持駁回了董元醇的請求，並由焦佑瀛草擬了一份措辭嚴厲的上諭。
慈禧在收到這份上諭草稿後並未立即發出，而是將其與董元醇的原折一同扣留。當載垣等人得知此事後，態度強硬，表示他們是“讚襄皇上”，不能聽從太後的命令，並指責慈禧查看奏折的行為是多餘的。這一事件激怒了慈禧，她氣得麵色青紫，年幼的同治帝也被嚇得哭泣不止，甚至尿濕了慈禧的衣服。慈安太後從中調解，建議大家暫時冷靜下來，留待明日再議。
次日清晨，慈禧並未立即傳旨召見，而是等待載垣等人施壓。載垣等人以“擱車”（即拒絕處理政務）相威脅，慈禧最終在當天中午將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擬的上諭發下，並遵從他們的要求使用圖章。載垣等人這才恢複了正常辦公。他們誤以為慈禧已經屈服，不再對她加以防備。然而，慈禧利用這個機會，繼續策劃政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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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慈禧在熱河行宮讓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草擬了一份諭旨，準備回京後發布。九月二十三日，鹹豐帝的靈柩從避暑山莊啟運回京，慈禧、慈安和同治帝在麗正門外恭送靈柩上車後，即從小路先行返回北京，同行的有載垣、端華、景壽、穆蔭。肅順則與奕?等人隨靈柩後行，這樣巧妙地將輔政大臣中的核心人物分割開來。
九月二十八日，慈禧一行抵達石槽，欽差大臣勝保奏請慈禧親理大政，並簡派近支親王輔政。二十九日，慈禧一行進入北京德勝門回宮。三十日，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聯名上疏，請求慈禧親操政權，並參照前朝太後臨朝的先例，下令廷臣商議實施。
政變時機成熟，慈禧隨即以皇帝的名義發布了早已在熱河擬好的上諭，指控載垣、端華、肅順等人未能儘心和議、阻撓鹹豐帝回鑾、反對太後垂簾等罪名，將他們解任，並令其餘輔政大臣退出軍機處。隨後，載垣、端華、肅順被革去爵職並被捕。不久，肅順被處決，載垣、端華被賜死，其餘輔政大臣均被革職。
肅順臨刑前曾抱怨自己“沒想到上了小娘們的當”。之後，慈禧決定改年號為同治，以次年為同治元年。
鹹豐十一年十一月一日（1861年12月2日），同治帝奉兩宮皇太後前往養心殿，舉行了垂簾聽政的大典。奕?被任命為議政王、軍機大臣，並負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事務，集內政外交大權於一身。至此，“二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格局正式確立
三、兩宮垂簾
短暫的“中興”
慈禧與慈安掌握最高權力後，清廷經曆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史稱“同治中興”。這一時期，慈禧與慈安合作，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並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清朝的內外局勢。
首先，慈禧著手清除“肅黨”，即以肅順為首的反對派。肅順等輔政大臣在辛酉政變中被罷黜，甚至被處決或賜死，這極大地削弱了反對慈禧的力量，使她得以更加穩固地掌控朝政。與此同時，慈禧任命奕?為議政王，並委派奕譞掌管神機營，訓練精兵，進一步加強了她在軍事上的實力。
在政治改革方麵，慈禧聽取了奕?的建議，鼓勵朝臣直言朝政弊端，要求他們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這一舉措顯示了慈禧願意聽取不同意見的開放態度，也表明她希望通過改革來改善朝政。這一時期，慈禧對奕?的信任達到了頂峰，奕?在處理政務時享有較大的自主權，他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地方官員，如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這些人組織起了地方武裝，如湘軍、淮軍和楚勇，成為鎮壓內亂的主要力量。
依靠這些地方武裝，清廷在短時間內鎮壓了太平天國、撚軍等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並平定了雲南、貴州、陝西、甘肅等地的苗民和回民起義。這一係列的勝利不僅穩定了國內局勢，還為清廷贏得了寶貴的喘息時間。
在對外政策上，慈禧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她支持洋務派提出的“自強”和“求富”方針，積極引進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工業技術，創辦了一批新式的軍事工業和民用企業，如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這些舉措不僅增強了清朝的軍事實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的工業化進程。
然而，慈禧同時也支持頑固派對洋務派的牽製，以防止任何一方力量過大而威脅到她的統治。這種平衡策略在短期內有效地維護了清廷的穩定，但也限製了改革的深度和廣度。總之，慈禧、慈安與奕?三人合作期間所取得的政績，被時人譽為“同治中興”。
叔嫂鬥爭
隨著慈禧地位的鞏固，她與奕?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同治四年（1865年）發生的“蔡壽祺事件”揭開了兩人權力鬥爭的序幕。
當年三月四日，翰林編修蔡壽祺上疏彈劾奕?，指責他貪汙、驕傲、攬權、徇私，並建議他歸政朝廷，退居藩邸，另選賢能議政。蔡壽祺的奏折提交後，慈禧並未立即處理，而是將其“留中”處理。當奕?朝見時，慈禧告知他有人彈劾，並將折子給他看。奕?詢問是誰所為，慈禧告知是蔡壽祺。奕?隨即表示蔡壽祺不是好人，並要求將其逮捕審訊。慈禧與慈安對此非常憤怒，當日便召見大學士周祖培等人，打算以重罪處置奕?。然而，諸臣請求先查明事實再定罪。
隨後，大學士倭仁、周祖培等在內閣討論，並召蔡壽祺前來供述。最終，在三月初七日，他們上奏認為蔡壽祺的指控缺乏實據，並暗示奕?若能嚴格自律，就不會屢遭非議。慈禧接到這一模棱兩可的覆議後，立即召見了他們，並交給他們一份措辭嚴厲的朱諭，指責奕?自議政以來妄自尊大、目無君上，甚至暗中離間他人。慈禧諭令革去奕?的一切職務，並要求眾臣執行。
這一決定引起了眾多親王和大臣的反對。惇親王奕誴上書慈禧，認為奕?並無明顯劣跡，僅在語言上有所不檢，建議慎重處理。慈禧隨即召見了孚郡王奕譓及軍機大臣文祥等人，指示他們召集王公大臣及翰詹科道在內閣會議，討論此事。會議前，慈禧態度反複，先是表示對奕?仍有信心，後又嚴厲批評奕?，要求諸臣“為我平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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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當天，眾臣因慈禧前後不一的態度而困惑，無法達成一致意見。醇郡王奕譞急忙從東陵趕回北京，上疏為奕?求情，請求慈禧寬恕他過去的錯誤，給他改正的機會。慈禧將此奏折也發交王大臣會議。會議中，倭仁起草了一份否定奕譞意見的疏稿，但肅親王隆懃等人支持奕譞，導致倭仁不得不多次修改疏稿。最終，軍機大臣支持倭仁的意見，而禮親王世鐸及其他王公大臣則支持肅王的意見。
由於群臣意見分歧嚴重，慈禧意識到如果不妥善處理，不僅會遭到內部反對，還可能引起外國乾涉。因此，她在三月十六日發布上諭，部分恢複了奕?的職務，但仍不允許他進入軍機處。然而，群臣仍對此不滿，慈禧隻好在四月十四日允許奕?重新擔任軍機大臣，但議政王的名號不再恢複。
這一事件不僅削弱了奕?的權力，還加深了慈禧與其他朝臣之間的裂痕。慈禧在處理政務時，常常依賴太監傳達信息，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安德海。同治八年（1869年），安德海違反祖製擅自出宮遊玩，並在山東被巡撫丁寶楨扣留。慈禧對此驚慌失措，而慈安則召集奕?等人商議，決定將其就地正法。慈禧雖對此不滿，但迫於輿論壓力，未敢公開反對。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已屆十七歲，需要冊立皇後。慈安傾向於戶部尚書崇綺之女，而慈禧則堅持立員外郎鳳秀之女為後。最終，同治帝選擇了慈安的意見，立崇綺之女阿魯特氏為後，選鳳秀之女為慧妃。慈禧對此十分不滿，並在婚後乾預同治帝的生活，令其疏遠皇後。這種乾預使同治帝十分苦惱，也進一步加劇了慈禧與慈安之間的矛盾。
撤簾與二次垂簾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十八歲的同治帝正式親政，兩宮太後撤簾歸政，將政權交還給年輕的皇帝。然而，同治帝親政後依然難以完全擺脫慈禧的影響。慈禧為了享受奢華生活，授意同治帝修繕圓明園，以便她可以搬出紫禁城居住。同治帝也希望借此機會讓慈禧遠離皇宮，減少她對朝政的乾預。然而，當時財政緊張，圓明園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焚毀，修複工作需要巨額資金，同治帝的這一計劃引起了包括奕?在內的許多王公大臣的強烈反對。
儘管如此，同治帝依然堅持動工修複圓明園。然而，隨著圓明園工程監督李光昭的貪汙醜聞曝光，同治帝被迫考慮停止修複工程，改為修繕三海。即便如此，同治帝依然表示，停止工程需要獲得慈禧的同意。從七月中旬開始，圍繞園工問題，以奕?為首的內外重臣與同治帝發生了多次爭執，使得同治帝對奕?等人的反感日益加深。同治帝甚至一度想要斥責奕?，並打算革職包括奕?在內的多位軍機大臣，同時準備召集六部官員宣布這一決定。慈安與慈禧聞訊後，急忙前往弘德殿，流淚安慰奕?，並撤銷了這一荒唐的上諭。
同治帝的反複無常和對國政的輕率處理，使慈禧在背後負有很大的責任。慈禧對同治帝的乾預並未停止，這不僅影響了同治帝的執政能力，也讓朝臣們感到不安。
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同治帝不幸染病，禦醫診斷其病情為天花。在慈禧的授意下，所有內外各衙門的陳奏事件，又開始由她親自批覽裁定。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12日）酉時，同治帝在養心殿東暖閣去世。戌時，慈安與慈禧在養心殿西暖閣召見了奕誴、奕?、奕譞、李鴻藻、徐桐、翁同龢等二十餘位王公大臣。
在此次會議上，慈禧首先發問“此後垂簾如何？”一位軍機大臣回答“宗社為重，請擇賢而立，然後懇乞垂簾。”慈禧則表示“文宗（鹹豐帝）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心，汝等敬聽。”慈禧選定的人選是奕譞的兒子、年僅四歲的載湉，他同時也是慈禧與鹹豐帝的侄子。這一違背祖製的決定令在場的王公大臣感到震驚，奕譞更是驚恐萬分，碰頭痛哭，昏迷伏地。最終，諸臣遵命退至軍機處擬旨。
慈禧隨即派遣禦前大臣及孚郡王奕譓等人帶暖輿前往宣武門外太平湖醇親王府迎接載湉。次日淩晨，載湉被迎入乾清門，至養心殿謁見兩宮皇太後，並以繼承文宗顯皇帝為子的名義入承大統為嗣皇帝，年號光緒，即光緒帝。慈安與慈禧再一次開始了垂簾聽政的時代。
四、大權獨攬
光緒帝登基後，慈禧意圖有所作為。一方麵，她努力籠絡內外重臣，通過賞賜珍稀物品和給予優待來換取他們的效忠和支持；另一方麵，她發布諭旨，要求各地督撫勤勉節約，忠誠於職守，並強調吏治的重要性，以穩固民心。然而，邊境危機的加劇和宮廷內部的權力鬥爭使得慈禧不堪重負，最終在光緒六年（1880年）至光緒七年（1881年）初患上了嚴重的痢疾。在這段時間內，慈禧無法處理政事，朝政主要由慈安一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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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安在獨自處理政務的壓力下，於光緒七年（1881年）三月初十日（4月8日）突然病逝於鐘粹宮，年僅四十五歲。慈安去世後，慈禧迅速召集相關大臣，安排慈安的後事。有關慈安的死因，有傳言稱她是被慈禧毒害的，但後世的研究認為，慈安本身患有厥症（可能是腦血管疾病），其去世可能是由於壓力過大引發的突發性疾病，並非中毒所致。
慈安去世後，慈禧失去了唯一能夠製衡她的力量，開始全麵掌控朝政。奕?成為了阻礙慈禧獨攬大權的最大障礙。早在同治年間，奕?就因慈禧的猜忌和守舊派的攻擊而屢遭打擊，時而被罷職，時而被訓誡，已經變得不敢放手做事。到了光緒初年，慈禧為了進一步牽製奕?，開始扶持清流派，使奕?在政治上更加縮手縮腳。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清軍接連失利。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三月，清流派的重要人物盛昱上書指責奕?為首的軍機大臣在中法衝突中用人不當，導致戰事不利。慈禧借此機會，以奕?“因循委靡，決難振作”為由，免去了他的所有職務，並撤除了他的雙俸待遇，令其在家休養；同時，寶鋆、李鴻藻、景廉、翁同龢等四位軍機大臣也被全部罷免。這一事件史稱“甲申易樞”。
奕?等人被罷免後，新的軍機大臣名單包括禮親王世鐸、慶郡王奕匡、額勒和布、閻敬銘、張之萬、孫毓汶、許庚身等。其中，除了閻敬銘因其清廉備受尊敬外，其他人多被認為是昏庸貪腐之輩，其行政能力遠遜於原來的軍機大臣。尤其是奕譞，雖然名義上是“商辦”，但實際上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力。這一人事變動被時人比喻為“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即用平庸之人替代了有能力的官員。
光緒十一年（1885年）二月，清軍在鎮南關（今友誼關）擊敗法軍，導致法國茹費理內閣倒台。慈禧領導的清政府決定乘勝求和，命令撤軍，並授權李鴻章與法國公使巴德諾於四月二十七日在天津簽訂了《中法新約》。這一條約雖然在表麵上結束了中法戰爭，但並未完全解決中法之間的邊界爭議，為後續的外交問題埋下了伏筆。
五、帝後相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