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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提高最低薪資水品’為甚麼會變成‘少數族裔’所重點關心的利益關鍵，可能有些朋友還無法完全理解，所以我現在這額外的岔出一句來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原理非常簡單。
因為對於那些數代生活在了‘舊美國’的老一輩國民來說，他們的工資通常都是要遠高於國家規定了的‘最低薪資水平’的。相反，往往就是那些通過各種理由拿到了‘舊美國’國籍，卻沒有一技之長，或者說一時間尋找不到適合工作的‘新移民’們才會因為‘最低薪資水平’的上漲而受益。
至於那些甚至都並不是通過合法途徑進入美國的黑戶，他們也就隻能夠被一些黑心老板以還要低於這個‘最低薪資水平’的價格雇去打黑工了，這邊就暫且按下不提。
總之當自由派第一個將提高‘最低薪資水平’的比爾·克林頓，通過將當時425美元每小時的最低時薪上漲到了515美元每小時的政策來成功贏得了1996年大選之時。
通過對往年數據的查詢過後我們就能夠得知在該政策生效前的1996年美國勞動者平均時薪可是遠遠數倍於其的1634美元每小時，即便是在最低時薪上漲過後用515拿去對比1997年平均時薪的1667，那也是遠遠不夠看。
（我用的ai不能翻牆，這數據是我自己去美國統計局官網扒的，沒有ai幫忙，自己去查這種玩意好勾八痛苦，枯了。）
而‘提高最低薪資水平’的這一競選口號也並非是比爾·克林頓的獨門絕招，事實上自克林頓之後的曆屆‘自由派’總統競選人都曾將這一口號當作了自己競選的王牌一張。
至於這個數字，在克林頓的手中漲到了515之後，於其繼任的‘合眾派’布什總統的任期內便沒有變動過。
再在其後作為一匹黑馬殺出來了的‘自由派’總統奧巴馬的競選勝利之後又大幅提升40來到了725美元每小時。
隨後等到了‘合眾派’的唐吉總統第一次勝選任期內這個數字也像是布什任期內一樣，一直沒有變動過，始終維持在了奧巴馬時期的水平。
最後等到了‘合眾派’唐吉總統滿任之時，在與‘自由派’的候選人喬的競選過程中，喬便不出意外地再度將提高‘最低時薪水平’作為自己勝選總統過後的承諾內容，甚至於這一次或許是因為兩派競爭尤其激烈的緣故，喬甚至一口氣將這個數字一次性再往上翻了整整一倍還要多，直接從原本的725美元上漲到了15美元的高價，要知道即便是在當時競選年101novel.com21年的美國勞動者平均時薪也不過堪堪1917美元的水平，這一漲價無異於是直接在衝擊整個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底層秩序。
但也正是因為喬總統的競選承諾實在是過分的超出了實際，導致了即便喬總統在自己的任期之內多次在國會當中提出來該漲薪法案，也始終沒有得到國會的多數通過，而這一嚴重的競選承諾未達成也沉重地打擊了‘自由派’自身的政治信譽，最終促成了‘舊美國最後一屆總統’唐吉總統的第二次上台。
隻不過我們現在所要論述的主題內容並不是有關於‘舊美國覆滅的原因’，而是‘舊美國末期政策風向轉變的原因’，所以這部分內容我們便不在深入，我們就隻是來看這個‘最低時薪上漲’作為一種競選承諾，從比爾·克林頓開始幾乎就隻存在於‘自由派’競選人的競選口號之中，並且往往也確實起到了那些‘自由派’政客所渴望的巨大幫助。
再結合上我們之前對於這一指標的分析得知，比起‘舊美國’國內原有的國民們而言，其實更加的利好那些‘新移民’，從這幾點之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即‘舊美國’的‘自由派’政客們確實是明顯轉變了其執政思路，將二戰‘自由派’羅斯福總統發揚光大，並一直延續到了冷戰末期的‘新政自由主義’政策，轉變成了更加迎合‘社會正義’的多元化執政策略。
但我們講到了這，雖然已經提到了一部分‘舊美國’末期政策風向轉變的原因，但也隻是其中的一部分，由‘社會正義’思潮所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所引起的這一部分改變。
而除開這一部分文化層麵的轉變的存在以外，其實還有著另外一層，由我們先前提到的‘舊美國’‘去工業化’所導致的另外一部分政策思路的轉變。
至於這一部分的轉變就並非是由‘自由派’的首創，而是首次於‘合眾派’的裡根總統第一次帶入了‘舊美國’的國家方針之中。
我們前麵在講述‘舊美國’在二戰之後國內工業達到了頂峰之後，又是在戰後冷戰時代因為各種成本、地緣或戰爭因素而不斷流失著工業水平，直至1968年的越南戰爭消耗終於是讓這個曾經的‘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在二戰後第一次出現了國際進出口的貿易逆差，向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揭露出來了‘舊美國’正處在不斷衰弱過程中的既定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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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在其後的十餘年間在‘舊美國’因為原本的製造業產業支柱不斷流失造成了愈發擴大的財政赤字危機之後，於1981年上任的‘合眾派’總統羅納德·威爾遜·裡根，便第一次改變了曾經‘舊美國’兩派都一直奉行著的‘新政自由主義’，而轉過頭來投入了由經濟學者哈耶克所提出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懷抱之中。
隨後各種各樣在我們今天人們的耳中耳熟能詳的政策與理論就開始正式地出現在了美國政策之中，例如最最著名的，直接以裡根總統本人名字為之命名的‘裡根經濟學’，該理論旨在減少政府對於經濟的乾預，強調所謂‘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製。並大幅削減‘舊美國’的社會福利開支，降低個人與企業的稅收，放款企業管理，強調創造新需求等等。
而這一係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在‘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理論’指導之下，成功節省下來了一大筆的政府開支，幫助當時‘舊美國’政府緩解了財政赤字危機。
但同時‘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少監管’又令得那些被放鬆了禁錮的金融資本開始有了更加自由的‘投資方式’，各種高杠杆高風險的金融工具開始在市場上‘嶄露頭角’。
這也幾乎是導致了冷戰時期後‘舊美國’所經曆的曆次‘非石油危機’經濟危機的直接原因，這些冷戰後的‘經濟危機’與之前‘舊美國’曆次所經曆的由於石油供給的短缺而導致國內工業運轉不暢所導致的大量失業經濟跳水不同，新形勢的‘經濟危機’通常被‘舊美國曆史學家’們稱作為‘次貸危機’。
這是一種基本和製造業工業產業運轉沒什麼關係，單純隻是因為‘舊美國’的金融機構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少監管’指導思想下，擁有著過分自由的‘經營權力’，能夠盲目去追求利益，盲區去加高杠杆加高風險，因而引爆的一係列壞賬連鎖反應。（其實還是有關係的，玩金融的瘋狂加杠杆拉收益，一大影響就是會讓真正用錢的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過高，簡單地講就是借錢利息太高了，借不起，所以說和製造業工業完全沒關係說的還是有些絕對，但是這邊確實是這麼表達的話，語韻情緒上可能會更通順一點，所以就先這麼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