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井雄一拿起了電話，說道：
“我是岩井雄一。”
電話那頭的人說道：
“岩井先生，告訴您一個消息，山城的汪先生今天已經秘密抵達上海。”
電話是岩井雄一的副手今井太郎打來的，今井太郎是做為總領事的代表，一直參與與汪精為前期派來的代表高忠武和陶希盛談判日汪密約的工作。
高忠武是浙江人，早年留學日本8年。1931年畢業回國後，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教授政治學。
次年轉任南京《中央日報》特約撰稿人，兼中國政治學校教授。全麵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裡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
汪精為叛逃後，開始追隨汪精為。
陶希盛是湖北人，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法律係，1927年1月赴武漢，先後任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政治教官、國民革命軍中央獨立師軍法處處長、武漢分校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兼《黨軍日報》主編等職。
1928年任國民黨政府南京中央軍校高級政治教官兼政治部訓導處處長。同年12月辭職赴上海，加入汪精為領導的國民黨改組同誌會。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出席廬山座談會，任國民政府國防參議會議員。1938年在武漢任文藝研究會秘書長兼研究組總乾事。7月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2月隨汪精為逃往香港，為汪叛變投敵製造輿論。
高忠武和陶希盛兩人受汪精為的指派，到上海與日本人進行日汪密約的談判。
日本方麵主持密約談判工作的是日本參謀本部軍事課長影佐禎昭。
此人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曾任侵華日軍參謀本部中國駐在員、參謀本部中國課員、中國駐屯軍司令部副、參謀本部中國課班長、駐上海武官等職，有中國通之稱。
七七事變後，任參謀本部中國課長、謀略課長，1938年任參謀本部軍事課長，策劃建立汪精衛政權工作，同年12月，指揮特務機關協助汪精衛逃離重慶，叛國降日。
雙方談判的日汪密約包括《日支新關係調整綱要》和《調整日支新關係原則》、《日支新關係調整要項》、《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附件》等三個附件。
其主要內容是：承認偽滿洲國，日、“支”、“滿”“三國”提攜。
定蒙疆當時的綏遠、察哈爾兩省和山西省北部）、華北、長江下遊和華南島嶼為“日支強度結合地帶”，由日軍長期占領。
汪偽政府自中央至地方都由日本顧問或職員監督。
汪偽軍和警察由日本供給武器並加以訓練。
汪偽政府的財政經濟政策和工農交通事業由日本控製，一切資源由日本任意開發。
禁止一切抗日活動等等。
由於這個密約過於賣國，不僅高忠武和陶希盛有些不滿，就連汪精為也覺得頗為過分，一直在猶豫，不敢馬上答應。
他知道同意了這個汪日密約，就在全國人民麵前坐實了他漢奸的事實，撕下了他所謂“救國”的偽裝，將引起國人的公憤。
而如果不答應，日本人就不會扶持他成立新政府。這就使他處於兩難的境地。
他其實心裡清楚，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實在不行的話，最後也隻有答應了。
所以在這之前，汪精為還想討價還價，期望日本人能做一些讓步，因而談判進展的非常緩慢。
由於談判一直處於僵局之中，他決定親自來上海主持談判工作，他的想法是如果在上海談不攏，就親赴日本，與日本政府高層展開會談，以期得到日本高層的理解。
汪精為其實來上海也是迫不得已的。
香港在英國控製下，他手下的周弗海等人在香港展開政治活動已經受限。
而廣州則被日軍占領，為避免被人看作日本人的傀儡，他也不願往廣州發展。
於是上海成為他的唯一選擇。雖說山城軍統特工在上海暗殺成風，但畢竟躲在日本人的虹口租界內，在日本人的保護下還是比較安全的。
於是他乘坐日本軍艦“北光號”秘密抵達上海。
離船上岸後，由日軍的汽車直接送往了虹口江灣東體育路，住進日本人安排好的一幢彆墅裡。
彆墅四周由日軍進行了嚴密的警戒。
袁野心想，原來這個大漢奸來上海活動了。這個消息應該向漁翁彙報，估計軍統總部知道了，肯定會策劃刺殺行動。
不過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日本方麵肯定會安排最高等級的安保措施進行保護，要刺殺他談何容易。
何況他在叛逃到安南時，戴雨濃曾安排軍統第一殺手陳恭樹帶隊前去行刺，都沒有成功。
汪精為逃過一劫後，會更加小心謹慎，隻怕要刺殺他更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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