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嗤嗤”地喘著粗重的氣息，緩緩地駛進了北京車站，陶花雨站起身，從行李架上取下了自己的箱子，又拉了拉身側的挎包，跟著人流一起下了車。
此時的站台上格外的熱鬨，那些來接人的幾乎站滿了每一個空間，還有穿梭在其中的商販，大多是在推銷一些工藝藝術品。人聲鼎沸的樣子，顯出首都的不凡。鐵路職工的售賣車上是花生、瓜子這些東西，幾個身體健壯的男人坐在連著五六個空車廂的低矮站台車上，這是去行李車廂的。
陶花雨覺得每個人的表情都很木然，這也許是她自己的想法吧。看著所有接車的人，雖然熙熙攘攘，人聲嘈雜。然而，從他們畏畏縮縮的神情上，卻看不到稍微的喜悅。天空中的太陽這個時節還是很毒辣的掛著，這是正午。
一個粗大的柱子下，擺著一張紅漆桌子，桌子的兩邊豎著兩根杆子，扯著一幅紅布，上麵是剪紙的“歡迎清華大學的新生在此報到”條幅。在桌子邊上，五個青年學生正在東張西望。陶花雨想著，他們應該是前來迎接新生的。於是她走了過去，對著其中一個戴眼鏡正看著她的男生淺淺地一笑說道“我是新生。”
那個男生本來就在注意漂亮的陶花雨，此刻聽她主動說是新生，馬上露出熱情的微笑，並伸手接過了陶花雨的行李箱，略顯靦腆的說道“這位女同學，你叫什麼名字？是哪個係的？我們是專門在這裡迎接今年的新生的。歡迎你。”
“我叫陶花雨。”陶花雨的臉上帶著很甜的微笑，然後仔細的看著那個小男生，看樣子比她要稍微大一點，應該是大二或者大三的。他的樣子很英俊，細長的眉毛，下麵是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戴著黑邊眼鏡，很古董的樣子，或許應該叫做有一種書卷氣。他有1米75高了，穿著很樸素的淺藍色衣服，褲子也是淺藍色的，很像普通工人家庭裡出來的孩子。陶花雨又看了一眼他的長相，臉龐微胖但是白皙，頭發很短，這是不喜歡把過多的時間放在打扮上的男孩，可是頭上很乾淨，有一種香皂味兒透出來。他的渾身上下看著都是那麼的淳樸整潔。
知道他們還在等其他的新生，陶花雨就站在桌子邊，不再說話。這時才到了中午，午飯在車上已經吃過了，她看到桌子邊也有幾個紙飯盒，估計他們也是剛吃過。
陸陸續續來了七八個男女學生，都是清華大學的。然後車站就安靜下來，這一趟列車的乘客也都走光了。
太陽很毒，桌子邊沒有遮擋。陶花雨卻靜靜的站著，那個男生和他的幾個同學輪流在幾把椅子上坐一下，新來的七八個新生和陶花雨站在一邊。地上放著七八個行李箱，還有幾個大包，那是新生的父母給孩子帶著的物品，無非是一些當地的土特產吃食，或者就是床上的小物件。陶花雨的行李箱裡有一床薄薄的被褥，那是媽媽準備的，還有一個花格子的床單，一個小枕頭。媽媽說，北京比福州冷，但是那裡都有暖氣開放，應該很舒服。而且，現在還是夏季，等放寒假的時候，再帶一些厚點的被褥和衣服。
所以，陶花雨的行李箱很輕，沒有再放什麼東西，他的挎包裡是自己喜歡的書，還有一本新買的日記本。她喜歡寫東西，而且已經有四本寫滿的日記本了，她把這些日記本放在家裡自己的書桌裡，有一個小小的鎖子鎖著。
北京好像比福州還是要氣溫低一些，陶花雨可以感覺到這一點。但是，這個悶熱的夏季，還是讓她出了一身細汗。可是看著那些接新生的男孩子頭上的汗珠直流，所以雖然感到熱，她也什麼不說。倒是後來的幾個新生，已經有些受不了的直喊著“太熱了太熱了，什麼時候才走啊”。
十五分鐘後，又來了一趟列車，是廣東方向開來的，熙熙攘攘的人群再次布滿了站台，到處都是嘈雜的人聲。又有十幾個新生過來報到，還有學生過來問其它大學有沒有接學生的，在哪裡。但沒有人搭話。
陶花雨很奇怪，一直沒有看到其它大學接學生的點，按說都應該有的。那一年，這件事真的很奇怪。
等這趟列車上的乘客也都走了，一個男生說道“嘉巍，我看車不多了，老實說我們就等了這趟列車，然後就可以回去了。”
被呼做“嘉巍”的正是那個戴眼鏡的小男生，陶花雨記住了他的名字。
在這些男生的招呼下，大家把桌子和椅子都搬到了站台上的一個鐵皮房子裡，然後帶著所有新生出了站台。在車站廣場上，“嘉巍”讓大家等著，說再有十分鐘，學校有車來接。“呼啦啦”的一陣後，新生都跑到一個水泥的牆邊躲避太陽了，這時正好那裡有一大片陰涼。
陶花雨不緊不慢的也走了過去，她從來都不匆忙，即使在躲雨的時候，也是不慌不忙的走過去。爸爸說，這個丫頭天生的是一個沉得住氣的孩子。
“嘉巍”和他的同學們在牆邊探頭張望，好像是害怕學校的車過了點，過了站，把他們給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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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陶花雨聽到“嘉巍”時，心中有一刻的不安，這個男孩叫“嘉巍”，難道真的是“許嘉巍”？可是，不會有這麼巧的事情。她的挎包裡還放著父親臨來時交給她的一封信，信是爸爸的故交許伯伯寫來的。陶許兩家是三十年代在廣州時的老友，同在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中，雖然是很低級的軍士，但也算是國民黨的元老。後來，孫先生北上後病逝在北京了，隨即發生了太多的變遷，陶花雨的父親脫離了軍隊，回到了福州，借著祖上的福蔭開起了錢莊，在風雨飄搖的亂世中終究沒有成為富甲一方的商賈。而且，他與曾經並肩戰鬥的許東川還斷了音信，始終也不知道他後來到底怎樣了。解放後，他接受了資產的改造，成了一個很普通的市民階級，過著安穩的生活。因為他的家業本來就不大，所以沒有被為難。他的兩個兒子，陶花雨的大哥和二哥解放前都已經結婚，所以用陶老先生分給的一部分家產，就移居到澳洲了。陶花雨是老來得的女兒，被視為掌上明珠。他也是做好了守著這個女兒養老的。
半年前，一封來自徐州的信，給陶家平靜的生活帶來了波瀾。那封信就是故交許東川寫來的，信中沒有過多的說幾十年前分手後的境遇，隻是說通過一個偶然的巧合，打聽到故友的消息，經過核實知道了地址，故而來信。
接信後的一天，陶先生把女兒叫到身邊，說了與許東川的過去。那時候，他們都是二十出頭，有一身熱血，要為國家擺脫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於是一起參加了革命黨組織的軍隊，然後他們在一個班裡相識，在一年多的轉戰當中結成了生死弟兄。然而，那年月軍閥混戰、各為其主，雖然孫先生被視為大家共同的領袖，卻又各懷鬼胎，所有軍閥都秉承“有槍就是草頭王”的思想，根本沒有什麼共和思想，打來打去、殺來殺去，遂使很多人脫離而走，而孫先生也不幸病逝。陶許二人不願意為軍閥賣命，也看淡了紛亂的戰事中那些你上我下的爾虞我詐。於是，他就悄悄的離開了，並且從此不再張揚，故而能靜靜的在福州過了四十多年。那許東川也斷了四十多年的音訊，不知道他是怎麼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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