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江戶城。
一座氣勢恢宏的日式宮殿中，微風吹過風鈴發出清脆的響聲，美麗的櫻花隨之飄落。
盤腿坐在榻榻米上的人便是阿部正弘，幕府首席老中，在這個國家權力最大的人之一。
年僅二十七歲便成為了首席老中，在江戶幕府的曆史上可謂是絕無僅有。
隻不過此時的阿部正弘卻完全沒有“少年誌得”的意氣風發，也沒有心情聽那悅耳的風鈴聲，櫻花的飄落更是讓他感到一股莫名的悲傷。
幕府內部都稱阿部正弘為“瓢簞鯰”，可見人們對其期望之高。
傳說中有一條巨大的鯰魚背負著日本諸島，它一動身子就會發生地震，因此惠比須神便用葫蘆壓住鯰魚。
鯰除了有破壞毀滅之意，同時也有複興改造之意，被稱為“改造社會之鯰”。
而葫蘆本身在出雲就有無病息災的意思，於是乎瓢簞鯰便有逢凶化吉、消災解厄之意。
隻不過身為首席老中的阿部正弘比誰都清楚，此時的幕府已經日薄西山，賦稅徭役已經高到了一個無以複加的水平，但是依然無法還清欠下商人們的債務。
中央政府的虛弱導致整個日本都處在動蕩之中，野心家不斷通過對外走私貿易和進一步壓榨領民獲得更強大的力量。
曾經將農民弄得半死不活，便是統治的秘訣。
然而此時農民已經活不下去，屢屢發生暴動，甚至有些低級武士和商人也加入了造反的行列。
而幕府隻能不斷向商人借錢來應付眼前的危機，此時很多大商人的實際地位已經遠高於武士階層。
阿部正弘所不知道的是造成這種怪圈的根本原因在於市場經濟的發展，貢米的市場占有率與米價的同步下跌，即意味著幕藩領主所擁有的財富銳減。
當時日本的稅收繳納的主要是粟米，所以這就造成了大名們財政的普遍困難，同時也意味著家臣、武士祿米的實際價值下降。
俗話說倉稟實而知禮節，現在這些武士連飯都吃不飽又哪來的忠孝、節、義。
（日本人講究忠孝一體，或者說忠孝一本，所以沒用頓號分開。）
同時囊中羞澀的武士階層也對社會現狀越發不滿，畢竟按照他們的傳統觀念和所學來看，商人應該是末業。
而此時卻騎在他們頭頂作威作福，更可恨的是那些武士宣誓效忠大名們居然也和商人們串通一氣，這簡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些武士便開始試圖改變這種局麵，不過那些最有能力和最聰明的武士通常會選擇為商人儘忠。
實際上當時想為商人儘忠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畢竟僧多肉少，但這難不倒這個熟讀《三國》的民族。
很多武士都選擇了“認賊做父”，做商人的養子。商人們同時也開始覬覦更高的權力，去做那些大名、華族的養子。
隻不過他們這些養子並不是打算去“儘孝”的，而是去奪權的。日本曆史上的養子文化十分複雜，在本書中就不贅述了。
隻要記得養子是有繼承權的，而且同樣可以繼承家督之位（族長），並且由於自帶勢力，通常會在繼承戰中更具優勢。
到了江戶時代中後期，甚至有“商人一怒，而天下懼。”的說法。（原版是“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諸侯驚懼”，不過覺得沒啥氣勢就改了一下。）
實際上幕府的統治階級也不是不知道這種亂象，同時也采取了一大堆改革自救措施。
常規的方法就不說了，隻說一下其中最為離譜的舉措，那就是可以對要賬的人使用“無禮討”。
（無禮討便是大家經常說的武士隨便殺人的特權，但實際上這項權利在多次修改之後適用範圍已經極窄。）
沒錯，就是可以公然賴賬，砍死那些逼債的商人。不過很快金權就壓過了武權，無禮討也不再試用逼債的情況。
總體來講幕府的這些改革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畢竟隨著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地主的衰落幾乎是必然。
同時豪農和豪商的出現，這本質上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早期產物。
豪農就是通過土地兼並的農業資產階級，豪商們則是類比於歐洲的金融資本家。
這些人在有了最初的原始積累之後，就想要進一步發展，但那勢必會進一步削弱原有統治階級（幕府、大名們）的力量。
這種情況會隨著豪農和豪商的強大，與幕府的衰落會不斷重複進行，直到雙方地位發生改變。
不過當時日本的資本主義萌芽還很弱小，更是沒有商人自治的傳統和足夠的社會地位支持他們革命，所以才顯得異常另類。
阿部正弘的前任水野忠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一方麵高舉反貪大旗，另一方麵自己私下裡瘋狂收受賄賂。
但是那場在亞洲發生的戰爭給幕府的震撼實在太過強烈，就連其內部高級官員也無法接受這一事實。
強烈的危機感讓一名叫鹽穀宕陰的幕府高級官僚，不顧自己的性命將大量關於那場戰爭的資料公之於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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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時的日本唐風說書（大清）和蘭風說書（荷蘭）都屬於絕密，隻有少部分幕府高級官僚才有知情權。
鹽穀宕陰的行為立刻在日本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尤其是對武士階層來說簡直就像是天崩地裂一般。
因為他們的信仰崩塌，然後就是大和民族的傳統藝能——刨腹自儘。
“嗚呼，巨炮震天堅城摧，夷船進港漢軍走。哀哉！講和金百萬，往買夷酋一朝咲！”
這是一首生活在天保年間的詩人所做的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場戰爭給日本人帶來的震撼。
於是乎幕府在水野忠邦的主持下開始了一場改革，當時日本麵對的兩個最大的問題是糧食產量不足和統治階級沒錢。
此時的日本天災不斷，就連最富庶的大阪地區都出現了饑荒，更不要說其他土地貧瘠的地區了。
種田不出糧食，人總不能呆在原地餓死。於是乎大量的水吞、小前（日本窮苦農民最下層），開始逃往城市以求一線生機。
這在某種意義上講給日本的工商業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但是農民跑得多了，糧食產量自然更低，糧價繼續上漲，更多人破產。
水野忠邦為了打破這種循環，頒布了《人返令》就讓那些農民從哪裡來回哪裡去。
這種做法不隻得罪了農民，也得罪了商人。
前者認為自己在城市裡能賺錢，在農村隻能等死，憑什麼繼續當牛做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