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不放心劉明月，所以，鄭勇就一直停駐在了山東，而沒有回南京，雖然他很關心船舶的建造，可是，也隻能遙控了。
而在山東期間，他就大力的發展山東的種種工人與礦山，現在的工廠作坊，基本上就是以人力為主，機械還隻能在某些秘密的基地或者工廠之中才會存在。
因此，非常的人力密集型，然而，這正是鄭勇所需要的，他甚至有意識的降低了機械的使用程度，當然，有一些也沒有辦法降低，比如石油的鑽探，這就是要純技術了，隻是，這種技術就是一種衝擊技術，就是用人力或者畜力，用絞盤把鑽具提起來，再砸下去，這樣一點一點的把一口千米深的井給打出來，這技術是他從四川讓人學來的，隻是，他們用的是木質井架子，而他用的是鋼質的井架子，井架子的高度達到了三十多米，而吊繩用了麻繩隻不過又在其中加入了優質鋼絲，這樣也使用得時間會更久，牽引力也更大。
這樣的井架有三個，鄭勇已經成立了三個鑽井隊，因為他也隻是知道東營的油田，大約是在黃河入海口那一帶，具體在哪裡，真的不清楚，隻能把三個井隊分彆放在了不同的地方，一邊練習打井技術，鍛煉隊伍，一邊碰運氣吧。
不過，因為有水泥，可以先用水泥管子來進行固井，二三百米是比較軟的地層，不固井，不然經常坍塌的。所以，至少也要固一百米，唉，都是錢啊！銀子！
好吧，鄭勇還算是很能賺錢的，不過，一個想要做事情的人，總是會遇到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怎麼說來著……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征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看看，亞聖說得多好啊，孟子絕對是一個非常之人，是後世那些所謂的聖人，如王守仁朱熹者所完全無法可比的。
孔子寬仁淳厚，孟子大義凜然，而荀子冷靜睿智，如果儒家按照這三條線走下去，那該多好啊。既有大方向，又有勇氣即行動力，還有應對辦法。非常可惜，秦始皇焚書坑儒，唯用法家，因此而讓我中華錯過了一個很好的機會。
秦始皇於國家民族即便有大功，也有大過，我覺得最多也就是五五分吧。
千萬彆把他給神化了，因為，他並不是神，而是一個君王，一個政治高於一切的人。
上古有三王時代，之後進入到五帝時代，三王還有青王與白王來製約一下黃王即人王，而五帝更是有四方之神加以製約，而到了秦始皇施行中央集權，天下以一個人而決，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情，因為，個人權力太大了，一點製約也沒有了，把一個私字都放大成了公字了，如此混淆與顛倒，怎麼能不出大奸大惡呢？
儒家一直在喊修治平，一直在憧憬大道之行而天下為公，可是，最終也扛不住政治家的鋼刀！
所以，傷害了中華民族的並非孔子，而是曆代君王，他們以私為公，禍亂天下，政治的危害性是第一位的。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看看吧，這才是儒家所想要的，可是，之後呢？哪一個皇地不是被稱為聖上啊，嘿嘿，聖人之上啊，他們也配！不過是權力行使者而已，而且，隻要權力而不提責任的那種。
中國的傳統就是政治者，隻使用權力，而從來都不怎麼擔責任，這樣的問題，數千年來直到後世，一直都是這個樣子，沒有本質的改變。
所以，一個國家也罷，一個民族也罷，一個社會小團體也罷，最重要的就是政治架構，以及與之相匹配的文化價值觀。
文化是為文明服務的，而不是反過來，所以，最終要提責任的肯定是文明，之後才會延伸到文化上來。
鄭勇思維在發散，有點放任的思想著，感覺自己好像抓住了一點什麼，但是，具體起來又沒有抓住什麼，最終也隻能搖了搖頭。
有很多想法現在是實現不了的，雖然他來自後世，有很多超前的思想與技術的知識，不過，除了技術的，彆的他是不敢以為後世的那些就都是正確的，這個他是不敢下這個保證的。
後世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集體負責製，把中央集權升級到2.0版。
這當然不是一個最終的版本，製度建設，應該貫穿一個政權的始終，沒有什麼是一成不變的，所以，祖宗之法在他眼裡什麼都不是，一切都要看眼前，問題能否最圓滿的解決，這才是最重要的。
什麼思想文化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問題給解決了，並且，還不要留下什麼後遺症。當然，想達到不留下後遺症，這是胡扯，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一種動態政治架構，絕對不能死板，一切都在隨著時代的事件的變化而變化著。
一個組織一定要有三個規劃，第一是長久規劃，至少要以三十年到一百年為一期；第二是要在短期規劃，比如三年或五年為期，製定一個規劃；第三就是實時動態規劃，因時因事組織一個規劃，而這個規劃重點在於對於自已的組織管理的實效性進行真實的反饋，以便切實的知道自已所在的組織以及所管理的這從此團體，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真實的環境狀態之中。隻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自知，而自知者明，明知不盲，不盲者可視遠方也。
政治問題是最大的問題，政治架構有了，那麼，文化就會隨著這個政治架構的改變而改變，因為，文化是要適應文明的。
很多問題，都必須在獲得政權之後才可以實施，而有一些問題，也可以現在就做，比如，職工子弟學校。
鄭勇現在就在起草這個文件，因為，他所在管轄下的工廠的職工已經數以十萬計了，這麼龐大的一個群體，必然會形成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化氛圍，而工人對於文化知識的需求，是要大大超過農民的。
那麼把文化知識與工資待遇進行勾連，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雖然並不是十分合理，但是，隻要堅持，還是會讓文化與知識被突出出來，並被漸漸的提升到社會文化的一個高層之上。
所以，在起草這個職工弟子學校之前，他還起草了工資待遇與文化知識的級彆掛鉤問題，這一工資改革，對於，其實也可以看成是一件互相促進的事情。
因此，鄭勇把它們放到一起來寫，到時也就一塊提交，再開始進行廣泛的討論，最終製定下最終的方案文件，然後進行實施。
於是，之後的許多天，高層的會議就多了起來，鄭勇反複的講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為，學校可不僅僅隻是教授知識的地方，也同時是傳播文化的地方，而所謂的文化，就是社會價值觀問題。
所以，鄭勇就必須反複的講，爭取讓自已的高層都能搞清楚這事情的本質是什麼，隻有這樣，讓他們在思想上理解了，他們才會更加確實的進行實施。
這一個月光開會就是五六次之多，直到最後的擴大會議，最終才把這件事情給拍板定了下來，工資與知識文化掛鉤的事情，要非常慎重的進行不斷的調查研究，在獲得最大的材料下，拿出一個最穩妥的方案來，才可以真正的實施。
而弟子學校卻是可以早一點建設起來的，因為，教育要先行，有什麼樣的教育就會有什麼樣的人，而決定這一切的又是政治，所以，他們都希望能宣傳現在他們所施行的這種政治文化價值觀。
對於這一點，這些中高層們其實已經都給弄明白了，也知道了文化到底是什麼，特彆是與政治的關係，因此，這一次開會，雖然時間比較長，可是，解決下來的事情卻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因為，這一次是把文明和文化的基礎給解決了。
要知道，這個事情，在中華五千年來，還沒有人從基礎上給予解決過，秦始皇就不提了，因為，他隻要文明不要文化，這根本就是一個唯政治論者，他隻要技術與管理，根本就不要文化價值觀，也就是說，他把一個人簡化到了隻剩下一具體，可是，卻沒有給他的靈魂賦予情感，而高級智慧生命體最大的一個區彆的就是高度的自我意識，而在這個自我意識裡麵，情感占有著最大的作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