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琦還向父親提議，請一了不得的人物前來陣前督軍，鼓舞士氣，並且以他的身份保證獎賞屬實。
這個人是誰呢？正是此時身在川中，剛剛自大理國返回來的嘉王——趙楷。
趙楷，趙楷是宋徽宗和寵妃懿貴妃生的兒子，宋徽宗第三子，跟他的父親宋徽宗一樣，自小聰明伶俐，文彩非凡，又精通琴棋書畫，並且擅長畫花鳥，因此深得宋徽宗的寵愛。
原曆史上政和八年，趙楷偷偷參加了當年的科舉考試，竟考中了頭名狀元，宋徽宗得知後非常高興，但是他又怕被天下人說閒話，畢竟皇子考中狀元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於是宋徽宗就點了考中第二名榜眼的王昂為狀元，但實際上狀元仍是趙楷。
趙楷就這樣成了曆史上身份最高的狀元。
儘管現階段他這位皇子狀元還沒高中，狀元及第，但是宋徽宗對齊寵愛是不少的，
崇寧元年宋徽宗授封其為檢校太尉、奉寧軍節度使的官職，十一月，改封鎮安軍節度使，加封開府儀同三司，進封為高密郡王，大觀二年正月，改封鎮東軍節度使，守司空，進封為嘉王，和三年
正月六日，改封太保。
現階段的他可謂是尊榮無比，不過曆史上在
經曆靖康之變後，他也與父親宋徽宗、皇兄宋欽宗·趙桓等一起被俘北上，四起北行，押往金國，三年後在韓州去世，時年三十歲。
而他這次前來的原因則是和雲南大理國有關，他是代表朝廷前往大理國冊封大理段氏國主段和譽的。
這段和譽便是當今的大理國皇帝，會不會一陽指和六脈神劍不知道，但是他上一任皇帝伯父段正明在位期間大理國發生了高升泰把持朝政事件，到了他繼位前，才逐漸平定，段正明傳為段和譽出家為僧之後沒過兩年，大理東方三十七部反，段和譽派遣相國高泰明出兵平定。
但是，這高泰明乃是高升泰之子，居然一塊反了於是乎段和譽平叛數年，方才平定。
在政治上，大理國奉宋朝為正朔，受到宋朝的冊封。段和譽是在宋徽宗大觀二年，接替其父段正淳為大理國第16代國王，直至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禪位為僧，在位長達39年，是後理國諸王中在位時間最長的，死後諡號宣仁皇帝。
曆史上段和譽是個有所作為的君主，他明白與宋朝建立友好關係是立國之本，特彆重視加強與宋朝的聯係，入貢大理馬、麝香、牛黃、細氈等土特產，還派幻戲樂人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禮遇，並加以冊封。
但是由於這次的叛亂與曆史上不同，高泰明也參與了，所以晚了幾年，段和譽才騰出功夫來遣使臣入宋，和宋朝搞好關係。
而宋徽宗對於邊遠小國能夠來拜見自己這個“天朝大國”，很是高興，冊封段和譽為金紫光祿大夫、雲南節度使、大理國王等封號，並派遣趙楷作為使節，前往大理進行正式冊封。
這邊趙楷剛剛渡過大渡河到達瀘州，目前正在城內
而劉琦就是要用他皇子的影響力，再一步聚攏人心，然後讓他以皇子的身份保證，如果能夠退敵，他會向朝廷表奏減免瀘州三年鹽茶稅務。
劉琦雖然年輕，但是聽說過這位才學廣博的皇子之名，他既然飽讀詩書，滿腹經綸，自然也知道國家大局，想來必然會相助於劉家父子。
而這樣一來，他們的賞賜政策激勵人心，來自皇子的認可就等於給了前線將士可信度，士氣就會空前高漲，其實其皇子親臨督戰，已經就足以激勵士氣了，更何況，無論能否減免三年鹽茶稅務，這已經能讓當地的老百姓紅眼睛了。
畢竟，免了三年鹽稅和茶稅，他們的日子可就好過多了。
在很多人印象裡，宋朝是富裕、繁華的代名詞，這是沒有問題的。
隻不過這個繁華屬於大城市的繁華，有學者係統的統計過宋朝有記載的起義，數量在443次，這份繁華並不屬於庶民百姓，甚至是在他們屍骨之上建立起來的。
之所以宋朝起義數量如此增多，其原因在於宋朝繁重的賦稅，曆史上的各類王朝的賦稅其實都很多，但是很多王朝往往在初期是會釋放一定生產力，減輕賦稅。
所以漢朝有文景之治，東漢有光武中興、明章之治。唐朝有貞觀之治，明朝有洪武之治。
但是，隻要翻越宋朝曆史，你會發現宋朝居然沒有中興、之治這種公認的時代，哪怕是所謂的宋仁宗時代也一樣。
甚至是在宋朝和平的年代，有人在東京活不下去被迫賣老婆，隻不過這個老婆後來比較出名，成為了宋真宗的皇後，也就是劉娥，究其原因就在於，宋朝基本繼承了五代十國繁苛的賦稅。
五代本來就屬於稅重，還是拿川蜀舉例子宋朝接收川蜀的時候，這家夥稅更重，什麼亂七八糟的玩意都來，在聚財斂財上更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真不愧是我大宋朝。
這苛稅乃是東南各路身丁錢，還有農具錢，牛皮錢，鹽錢，曲錢，鞋錢，腳錢，進際稅，加耗等等多種，一直保留到宋亡，而且還有折變，也就是按照當地實價，這個可不就是有貪汙的空間，給上麵一部分，自己留一部分好用來賄賂上麵的錢。城鎮居民也沒有好到那裡去，還有科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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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就直接導致了淳化四年，王小波、李順起義，占領成都，曆時數年才平定。
而這次起義的口號也很是流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
而仁宗時，貝州王則起義，官軍也是久不能平，結果參知政事，副宰相文彥博自請督師，最後才平定，而徽宗時的方臘起義，規模更是大的離譜，而且還是兩浙財賦之地的起義，雖說方臘主要是因為花石綱，但是對老百姓來說，花石綱不也是暴政嗎？對百姓的重創可想而知。
宋朝的人民是很不幸福的，但是宋朝的官是很幸福的，尤其是文官，工資高，還“不殺士大夫”，彆說你腐敗，你就算犯了再大的罪也不殺你，比如地方官棄城逃跑啥的，都不殺。
但是對於老百姓，各種酷刑都有，很多朝代的死刑是需要皇帝來決定的，但是宋朝不是，就可以決定執行死刑，而且宋朝的酷刑還很多。
就比如說現在兵臨城下了，一個瀘州節度使居然調不出兵來，還有求告百姓獻出家丁護衛，要多悲慘有多悲慘。
這也是因為宋朝為了防止地方割據，宋代實行分權製地方行政製度，中央對地方形成絕對的製度優勢從勢、政、兵、財控製地方之後，“向之所患，今皆無憂矣”。
尤其是在兵力配置上，宋朝實行尊京師、抑郡縣的政策，地方僅保有承擔勞役的廂軍，幾乎全無武備。一旦某地有發生民變的苗頭，騷動一起，憑地方兵力要控製住就很懸。
正如南宋四川人魏了翁所說“處處無兵，城壘不修，或數十夫持耰白梃，便可儘殺守令，開府庫，誰複禦者？”
所以宋代會時常發生一些怪現象，比如有人振臂一呼，率領隊伍造反，曆數千裡竟然沒人鎮壓；或者地方好不容易緊急召來州兵，一看，隻有二三十人，直接就被起義者團團圍住。
而宋代全國平均每年136起的小起義，根源就在地方權力尤其是兵力的弱小與空虛，給了起義者鬨起來的時間和空間。其實隻要地方的兵力強一些，絕大多數小規模的起義在萌芽階段就會被壓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