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獎劉墉，“徐述夔所作逆詞，若非劉墉據實陳奏，幾至漏網。”
升任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五年春任湖南巡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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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不僅是政治家，更是著名的書法家，是帖學之集大成者，被譽為清代四大書法家之一（其餘三人為成親王、翁方綱、鐵保）。
劉墉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富有創造性的書法家，師古而不拘泥。
他對黃庭堅書法深有研究，劉墉行書《評黃山穀經伏波神祠詩軸》雲黃文節公書劉賓客禹錫《伏波神祠》詩，雄偉絕倫，真得折釵屋漏之妙。
公嘗自言黃龍山中，忽悟草書三昧，又雲自喜中年字書稍進，此書後雲持到淮南示，故舊何如。此真跡現在亦不免坡公所識。
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彆具麵目。
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讚其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顏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風致。
劉墉還兼工文翰，博通百家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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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嗜好藏書，家中藏書既廣且博，除經史子集四部之外，對於佛、道、類書、碑帖、字畫、戲曲、小說、彈詞、曲譜、平話之類無不收藏，此外收藏奇石、硯台、毛筆、古琴等也均稱名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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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墉工書，有名於時。”
《湖南通誌》政簡刑清，吏民畏服。
《清史列傳》在劉墉傳中評價他的湖南巡撫政績時說“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穀，開采銅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
《諸城縣誌》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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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徐珂稱讚劉墉書法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家之冠。
蓋以其融會曆代諸大家書法而自成一家。
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台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
其少年時為趙體，珠圓玉潤，如美女簪花；中年以後筆力雄健，局勢堂皇；迨入台閣，則絢爛歸於平淡，而臻爐火純青之境矣。
世之論書法者，輒謂其肉多骨少，不知其書法之佳妙，正在精華蘊蓄，勁氣內斂，殆如渾然太極，包羅萬有，人莫測其高深耳。
張維屏劉文清書，初從趙鬆雪入，中年後乃自成一家，貌豐骨勁，味厚深藏，不受古人寵攏，超然獨出。（《鬆軒隨筆》）
袁枚初聞（劉墉）領丹陽，官吏齊短脰。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誌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送劉石庵觀察之江右》）
蕭一山“以劉石庵墉、王惺園傑之純謹，洪亮吉則譏為當場鮑老指劉，剛愎自用指王，餘可知矣。嘉慶初年，劉以名相之子，繼正揆席，王以先朝殊眷，恩寵有加，足與二人鼎立者，朱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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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鍋”傳說
劉墉與紀昀、和珅並稱為乾隆朝三大中堂，相傳其人聰明絕頂、為官剛正，在民間有著“劉羅鍋”的稱呼。
然而曆史上的劉墉是否真是個羅鍋，又是否曾中狀元，並無確鑿史據可考。
據一些雜文筆記記載，劉墉於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相傳當年殿試前十名卷冊被遞到乾隆皇帝麵前，劉墉卷本來列為第一，但乾隆想提拔一位平民才俊，劉墉由於出身相門而被降格，與狀元失之交臂。
此後民間有傳言劉墉個子很高，常年躬身讀書寫字，背看上去有點駝，因此產生了“劉羅鍋”的說法。
也有史料指出，嘉慶皇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而成為“劉羅鍋”說法的出處。
不過劉墉當時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有些駝背彎腰本在情理之中，並不能成為劉墉是“羅鍋”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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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市胡同
劉墉的故居在驢市胡同（今禮士胡同）西頭129號，現已部分成為私人住房。
其街南牆上曾有一橫石，上刻“劉石庵先生故居”，石庵是劉墉的號，但這塊橫石現已不存。
據清朝末年震鈞所著《天咫偶聞》記述“劉文清公故地在驢市胡同西頭，南北皆是。”
即劉家府邸位於禮士胡同西邊最頭處，占地麵積比較大，南北院落均是。
而根據清朝禮親王昭梿所著《嘯亭雜錄》記述，清朝原規定內城為八旗轄區，漢官住在外城，但皇帝會特批一些受寵信的官員在內城居住，並賞賜宅院，稱為“賜第”。
劉統勳、劉墉父子的住宅就是典型“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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