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嚴重的人口脫漏，對於在財政上嚴重依靠農稅的明朝是相當致命的。
對比明朝與宋朝的曆史，人們會討論為什麼南明那麼短而南宋那麼長？
原因就是宋朝有發達的商稅，而明朝僅能依靠農稅且始終未能解決偷漏稅問題。
從根源上來講，朱元璋片麵重農的立國思想導致了明朝官方人口統計的嚴重脫漏和失真。
封建時代的重農思想本身無可厚非。
但是朱元璋的重農思想裡有著嚴重的偏執和倒退，違逆了曆代以來逐步重視商業的曆史大勢。
比如曆代所實行的鹽鐵專賣、官營商業以及擴大商稅的思想和做法，都是逐步認識到商業之利對於國家重要性的體現。
但朱元璋對待商稅的態度就相當古怪了。
他說“商稅有限，額外恢辦，苛矣，且於民事無裨”。
可見，朱元璋內心深處壓根就瞧不上商業。
他從一切著眼於發展農業的角度認為商稅無足輕重，並規定“凡商稅，三十而取一，過者以違令論”。
以此告誡官吏們不要把心思放在工商業上。
但朱祁鈺作為後世穿越而來的人，知道商業的重要性，更知道商稅才是大明財政的支持點。
就像前麵的征稅，三千萬兩中除了抄家的抄來的一千萬兩和田賦二百萬兩，商稅就有一千八百萬兩了。
這可是田賦的九倍。
而且，因為收了這多稅上來，朱祁鈺通過漲本色的方式提高各級官員的俸祿，獲得了大多數官員的人口。
永樂朝至今，終於讓他們吃上飽飯了。
受朱元璋這一國策基調的影響，明代官員對於工商稅的態度相當佛係。
比如，成化年間的戶部尚書周文端就在出監商稅的官員臨行前，專門叮囑他們“如課入多者則與下考”。
這幾乎是說商稅征多了要以失職論處。
周文端這個人朱祁鈺準備回頭好好了解一下，這樣失職的人，要早日革職，省得以後給自己添亂。
在這樣的政績觀驅使下，官員們對於商稅的態度便是“疎節濶目，不為苛細，所蠲豁甚多”。
與官員態度相呼應的是作為工商業利益攸關方的士大夫群體。
他們的商稅主張可以概括為十個字——常懷仁惠之心，寓撫於征。
在這種對工商業稅收的縱容的背後，是明朝極度偏執於重農的思想與做法。
這種片麵重農的一大表現就是明代人口管理中的黃冊製度。
這是一項將戶籍與賦役合二為一的製度，它非常直白地告訴世人——朝廷的人口統計就是服務於賦役征調的。
而明朝的賦役征調又是以農為主，於是在明代中後期就出現了“去農而改業為工商者三倍於前”、“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的情況。
所以晚明的天啟、崇禎皇帝作為龐大帝國的掌舵者，他們事實上是以不到6000萬人口的稅收來支撐著超過2億人口的國家。
由此帶來的稅賦脫漏而造成的財政損失無疑是致命的。
朱祁鈺要徹底扭轉這種局麵，讓朝廷的稅收穩步上升。
保證每年都有充足的錢糧做事，讓官員們能夠拿到足額的俸祿，讓朝廷隨時有錢糧賑災。
“首輔，朕擔心你連大明的實際人口都搞不清楚，讓你統領百官，執掌中樞，難以勝任。”
之前朱祁鈺敲打過石璞和高穀，這次直接敲打陳循。
“臣失職，請皇上恕罪！請皇上給臣一些時間，臣一定把大明的實際人口搞清楚！”
陳循嚇得渾身冒汗跪伏在地上，剛才他想反駁，皇上根本沒給他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