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爾頓珠對蒙古的處境可是了如指掌。
1921年，外蒙古在e國的支持和鼓動之下，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在政治製度上也理所當然的選擇與e國保持高度的一致。
e國本想有一個忠實的小弟跟著他打江山，可事與願違。
自從外蒙古“革命”成功開始，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外蒙古政壇就出現了激烈的討論，一些民族覺醒人士和先進人士，對該走上什麼樣的經濟製度和如何發展經濟製度產生了不同的意見，並且有嚴重的分歧。
1932年，e國就不樂意了。
我能扶持你鬨革命，也能革了你的命。
為使外蒙古不偏離原本的政治軌道，e國和共產國際不斷對其內政進行乾預。這樣強加乾預的後果，就是造成了外蒙古更加尖銳的政治鬥爭。
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外蒙古也是如此。
在積累的大量的不滿之後，外蒙古的牧民爆發多場起義。
因為e國的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積月累的紅色土壤，而外蒙古屬於“大躍進”。
相當於給一個原始人一台筆記本電腦，他能用得慣嘛？他隻能嫌棄這個筆記本砸核桃還沒石頭好使？
那既然如此，你強迫我使用筆記本電腦，那我的石頭就沒用了，就來砸你的腦袋。
如此惡劣的局勢，讓e國、共產國際和蒙古人民革命黨意識到：
在當時所執行的基礎政策不適應外蒙古社會現狀。
1934年9月，蒙古人民革命黨召開九大，把新政方針作為黨的總路線，實行政治多元主義，同時發展市場經濟。在一段時間內，新的政治政策為外蒙古帶來短暫曙光，e國也在一定程度上放鬆對外蒙古內政乾涉。
本來歡欣鼓舞、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的外蒙古人民開始準備迎接新生活的時候，國際局勢再度發生劇烈的變化。
隨著蘇聯與日本領土矛盾不斷加深，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開始，斯大林對外蒙古內政乾涉，再次影響該地區的政治走向。
當時外蒙古領導層選擇的政治走向跟e國的路線完全相悖。
斯大林就派工作組好言相勸，勸他們收手。
可這幫外蒙古的“革命者”好像是革上了癮，儼然忘了自己是如何發家，直接以人民的名義拒絕了工作組的建議。
而e國與外蒙古領導層的分歧主要存在於如何對待喇嘛和寺廟。
斯大林認為，為了抵抗小鬼子的侵略，外蒙古增加軍費、擴充軍隊。
但是此時寺廟已經掌握了外蒙古絕大部分的財產，甚至還有一些蒙古牧民聽從寺廟的要求，不參加外蒙古軍隊。
斯大林匪夷所思，怎麼能讓一個寺廟比一個政府更有話語權，外蒙古牧民怎麼能把應該上供的稅賦捐給整天無所事事、蠱惑人心的喇嘛？
於是，斯大林建議當時的外蒙古的根登政權必須消滅喇嘛和寺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