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名周，字子休，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哲學家，先秦莊子學派的創始人。他繼承和發展了老子的哲學思想，主張“天人合一”、“無為而治”的政治觀，留下了許多啟迪後人智慧的著作，例如《齊物論》《大宗師》《逍遙遊》等。莊子一生堅持自我，率性而為，用藝術審美的眼光審視著這個世界，他的哲學思想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莊子》中有一篇叫“黃帝索玄珠”的寓言黃帝遊赤水，爬上昆侖山往南看的時候不小心遺失了自己的玄珠。他分彆派有智慧的“知”，眼力好的“離朱”和擅長辯論的“吃詬”去尋找，結果這三個人均沒找到。最後他隻好派無心做任何事情的“象罔”去找，沒想到卻找到了。為什麼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找不到，無心做任何事情的人卻最終找到了？黃帝對此感到非常不解。其實這個故事正體現了莊子“無為而無不為”的率性世界觀。
玄珠是“道”的象征，黃帝君臨天下，治理國家，希望教化民眾，有所作為。但這種“有為”卻與莊子“無為而治”的“道”相背。由此，莊子認為黃帝失了道。而對尋找道的過程的描述更體現出了莊子的個性的率真。黃帝讓有智慧、眼力好、擅長辯論的三個人分彆去尋找，這三個人卻都沒有找到。後來讓無心、無欲、無求的“象罔”去找，卻找到了。
莊子認為自然無為是宇宙萬物的存在形式，提倡遵循自然規律，無為不作。並且他相信一切禮樂、教化之於人們都如枷鎖，痛苦而且無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莊子認為隻有遵循自然規律，人類才會像天地間一切生物一樣，具有本真的美，而一切違背自然本性的東西最終都會導致天下失道。
莊子提倡的“無為而治”與老子的政治觀點非常相似。後世將老子和莊子並稱為“老莊”，可見他們的關係有多密切。很多人覺得他們都主張“無為”，所以他們的“道”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莊子的“無為”與老子的“無為”有著很大的區彆。相對於積極入世的政治家老子，莊子更像一個天馬行空的詩人。
很多人都知道伯樂相馬的故事，並且都覺得伯樂讓千裡馬從普通馬群中脫穎而出，是對千裡馬的恩惠。但莊子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伯樂相馬其實是害馬，他的行為給千裡馬帶來了無窮無儘的災難。對於一匹馬來說，餓了吃草，渴了喝水，高興地撒開蹄子奔跑，不高興了尥蹶子，這都是它的天性。而自從有了擅長管馬的伯樂之後，馬卻不能再依據它們的天性生活了。伯樂的管馬方法其實不過就是剪毛、用火燒、削馬蹄、在馬身上烙印……他的養馬、馴馬過程簡直就像最殘酷的刑罰，充滿了血腥。經過這些“摧殘”，馬的確成了對人類有才能、有用的馬，這麼做的後果對於馬的主人來說當然是好的，但是對於馬本身來說卻是一場災難。為了對於自身毫無意義的所謂才能，馬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莊子認為治國也和馴馬相似，而那些治理國家的人也經常犯與馴馬人相似的錯誤。人的自然狀態就像沒有被馴服的野馬，很多君主認為自己是擅長治國的人，而他們治國的方法卻不過是對人本性的改變。本來人們耕田織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無憂無慮，自由自在。這時的人們沒有欲望，隻有本性中最淳樸、最原始的部分。後來君主和聖人出現了，他們提出一堆要人們遵守的規矩和道德，提倡各種行為準則，希望將自己的意念推及到天下蒼生身上，用自己的好惡、自己的是非觀給人們一個評判是非對錯的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拋棄原有的本性，漸漸對世間的一切對錯、好壞產生疑惑並開始思考，之後變得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擅長費儘心機地運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自己謀利益。
莊子厭惡這種違背人本性的治國方法，在他的政治觀中是沒有“治”的，他主張依據自然規律，順從人的本性。所以無論是馴馬還是治國，都與他率性的世界觀相違背。而改造人和改造世界是所有統治者和聖人們最熱衷的事情，所以他的觀點不被采納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在莊子看來，統治者和聖人都是抱著善良的目的，希望把這個世界改造得更加美好。但是他們的所作所為以及由這種作為所引發的結果卻是惡的。莊子遁世的原因也許就是因為無法忍受也無力改變這種現實。
老子心中有一個理想的“烏托邦”，並且為這個理想中的“烏托邦”畫好了藍圖。所以他雖然處處失意，卻依然心懷天下，隨時準備為了救世而大乾一場。但莊子的率性決定了他無法融入當時的社會，也無力用自己的思想去影響當時的社會。所以他隻好縮回自己的世界裡，把自己封閉起來，不再關注天下，而開始隻注重自身內在的修養和自己的本性，開始追求一種遊心天地的自在。他的隱退和不爭其實並不是因為對現實不在乎和不關心，而更多的是一種對現實的不滿和無力拯救一切的絕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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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聽過莊周夢蝶的故事，它說的是從前有一天，莊周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在夢裡他忘記了自己是莊周，翩翩起舞，覺得非常快樂。忽然夢醒了，莊周睜開眼，迷茫地環顧四周，卻發現自己仍躺在自家又冷又硬的床上，哪兒還有什麼蝴蝶？困惑的莊周，不明白是夢外的莊周夢到了夢裡的蝴蝶，還是夢裡的蝴蝶夢到了夢外的莊周。
這個故事體現了莊子齊物的思想。莊周和蝴蝶是有很大區彆的，但是大道卻是時時存在的。無論它是化作莊周，還是化作蝴蝶，是由逍遙走入喧囂，還是由喧囂走入逍遙，都隻是它不同的存在形式。翩躚起舞的蝴蝶是逍遙和美象征，而莊周本身則是喧囂的象征。這個故事要說明的是世間萬物看起來雖然千差萬彆，但是其本質都是一樣的。這就是所謂的“齊物”。也是因為這種齊物的思想，使莊周覺得他能夢蝶，同樣，蝶也能夢他。
這種齊物的思想也深深影響了他對生命的看法。他認為如果能打破生死、物我兩忘，我們就能獲得輕靈快活的人生。自古以來，人類對於死亡都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恐懼感。因為從常理來看，“生”是一種對世界、對萬物有感知、有回應的狀態，這種感知和回應其實就是對我們生命存在的一種肯定。而“死”則意味著離開這個世界，並且與這個世界不再有交流，對萬事萬物不再有感知，這種無知無覺當然是生命不複存在的一個標誌。但在莊子的哲學世界裡，這種說法卻是非常幼稚和錯誤的。他的齊物思想影響了他的生死觀，並讓他看透了生命的本質。他覺得生命本就是一個塵歸塵，土歸土的過程，死不是生的對立，而隻是它必不可缺的一個部分。人類的形體和精神均非自己所有，而是自然賦予的，死亡之後，形體和精神又重新回歸自然，所以生和死隻是人類元氣的兩種不同存在狀態。而由生到死的過程就像晝夜流轉，四季變更，落葉化作春泥一樣，自然而然。在這個過程裡我們是永存的，隻是存在形式一直在變化。
這種通達的生死觀建立在莊子對生命、對萬事萬物的體察和思考之上，是他智慧的體現。在與自己相扶相伴一生的妻子死了以後，莊子並沒有表現出傷心，而是坐在地上“鼓盆而歌”，他的好友惠子甚至覺得他違背世情人理。然而，他並非無情。他的解釋是妻子本來沒有生命，甚至沒有氣息，沒有形狀，混雜在大道之中，後來因為大道的變化而逐漸有氣，然後又有形，有生命。現在，又因大道的變化而失去生命，失去形體，重新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她現在躺在墳墓裡，這不是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人類由生到死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所以不應該感到悲傷。惠子認為他這種行為在道理上雖然說得通，但是在感情上卻是說不通的。這正體現了莊子和惠子生死觀的衝突，惠子的生死觀停留在以常人情理作為依據的階段，而莊子對待關於生死的問題，則一直從他詩人式的藝術審美角度去看待。
莊子和惠子除了在生死觀上有很大不同之外，在思考方式上也差彆甚大。他們倆在濠梁上關於“知魚之樂”的論辯到如今還依然廣為流傳。這個故事說的是，莊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遊玩，莊子說“魚兒在水裡自由自在地遊來遊去，這是它的快樂啊。”惠子說“你不是魚，你怎麼知道它的快樂呢？”莊子說“你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不知道魚的快樂呢？”這個故事正體現了莊子物我合一的思想，他將自己的情感意識賦予了魚，於是魚便有了悲喜，有了表達自己情感，與人交流的能力。在這個故事裡，惠子和莊子一個理性，一個感性，當然無法達成共識。如果說作為當時名辯學派代表人物的惠子的智慧體現在了他理智的邏輯思維上，那麼莊子的智慧則主要體現在他豐富美好的直覺取向上。
另外，從莊子的處世哲學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的智慧。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在與君王的相處中很多人雖然抱著美好的願望，但由於方法不當，卻最終沒有得到好的結果。
莊子認為，馴君之術重在順其自然，順應他的本性去施予影響。對於天性殘暴的君王，莊子覺得要在表麵上親近、遷就他，但是在內心裡卻不能過分地妥協於他。因為如果表麵上不親近、遷就他，那麼他可能會危及我們的生命。以一個臣子的角度去乾預君王的行為無異於螳臂當車，雖然螳臂是螳螂全身最有力量的部分，但是對於一輛大車來說，這種力量卻還是微乎其微。以自己的前臂去抵擋向前飛奔的大車，這種行為無異於自尋死路。所以雖然精神可嘉，但是，作為臣子來說，強製乾預君王的行為所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
雖然“螳臂當車”的行為不可取，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我們要一味地去妥協，因為過於妥協同樣會為我們招致災禍。過於妥協的結果隻有兩種，被他同化或者被他視為妖孽。這兩種結果都與我們的初衷南轅北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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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君之道的困難之處，正在於對堅持與妥協的分寸的拿捏。戰國中期，社會危機四伏，憑莊子的智慧，若想出世做官，顯然輕而易舉。事實上，也確實有人曾向莊子伸出過橄欖枝，這個人就是楚威王。但是麵對楚威王高官厚祿的誘惑，莊子卻平靜地說出了“不”字。將“螳螂捕蟬，異雀在後”的故事延伸到現實世界之後，莊子看到為了自身的利益，人們互相之間所表現出的狡詐和殘酷無情。也許正是由於對人們之間這種複雜利益關係的畏懼和對自我的過分堅持，莊子才拒絕了楚威王，選擇了清靜無為的淡泊生活，也正是這種選擇，讓他在狹小的自我世界悟出了生命的真諦，創造出了一個更為寬廣自由的國度。
東晉時，以捕魚為生的武陵人誤入桃花源。那裡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既有良田美池，又有桑竹雞犬，男女老少均怡然自樂，生活十分逍遙愜意。“隱逸詩人”之宗陶淵明向我們描述了他心中的“烏托邦”。直到現在，人們依然對這樣的世外桃源充滿向往。隱居，自古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古今文人最向往的莫過於“進可入朝堂，退可遠江湖”的生活狀態了。所以，武俠大師金庸筆下有很多高人隱居世外。例如，黃老邪隱居在山清水秀的桃花島上；小龍女隱居在風景秀麗的絕情穀底；無崖子隱居在風光旖旎的無量山中……個中原因除了江湖險惡，不如歸去的無奈之外，應該還有對隱居生活的向往。這些隱居世外的武林高人在屬於自己的世界裡或練成絕世神功，或留住絕美容顏，在逍遙的狀態下體會到了人生最美妙的部分。但是他們跟莊子退隱的成就相比，就顯然遜色了許多。莊子可謂將隱居生活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在莊子看來，相濡以沫的情誼固然令人感動，但是卻還不如忘記彼此，各自在江湖之中暢遊。這正是莊子追求自由的精神體現，也正是這種對自由的追求讓他遠離市井，獨守一方心靈淨土。
《逍遙遊》中有一段，說堯想把天下讓給許由，於是對許由說“太陽和月亮都出來了，蠟燭卻還亮著，要和日月比光，這不是很難嗎？及時雨都降落了，人們卻還在挑水灌溉，這不是徒勞嗎？先生如果可以居於國君之位，那麼一定天下太平，而我卻還空居其位，覺得非常慚愧，請允許我讓位於先生。”
君臨天下是多少人夢寐以求的，但是許由卻拒絕了堯讓位於他的請求，理由是不願追逐名利，不願越俎代庖。莊子借許由之口說出了自己對於名利的看法——“名者，實之賓也”。名利皆是人生的虛浮之事，但是很多人卻把它們當做了生命的根本，墜入名利的深淵中不能自拔。一時的虛名也許能給人帶來短暫的快樂，但是因為貪戀這種短暫的快樂而過分沉溺於追逐虛名之中就得不償失了。莊子對楚威王的拒絕應該也有這方麵的原因，不願意為虛名所累，隻想閒雲野鶴般地真正生活。他認為“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餓了就吃，累了就睡，高興了就寫字、畫畫、會好友，不高興了就發點小牢騷，超然物外，進退自如，忘卻寵辱，有閒情，有閒趣，在莊子看來逍遙至此，才是人生最好的狀態。
在莊子的寓言裡，不僅許由拒絕了國君之位，還有許多有才能的賢者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善卷等也拒絕了君主禪讓給他們的王位。寓言中，堯和舜四處尋找賢能的人，希望禪讓王位，但是他們找到的所有人都不願意接受。因為在這些賢者看來，南麵稱王，坐擁天下帶給他們的除了榮華富貴之外，更多了為維持浮名所要付出的辛苦勞累。在他們眼裡，逍遙自在是比擁有天下更有吸引力的一種選擇，這正是典型的道家隱士觀。
瞿鵲子與長梧子說夢，長梧子說“夢中喝酒作樂的人，醒來之後或許悲傷哭泣；夢中傷心哭泣的人，醒來後卻可能興致勃勃地去打獵。人在夢中的時候，是不知道自己在做夢的，有時還有夢中夢，醒來之後，才明白不過是一場夢而已。而當一個人大徹大悟之後，他會發現，人生也不過是一場大夢。愚蠢的世人自以為清醒，覺得自己看透了一切，明白了一切。整天都在談論君子、臣子、禮樂、道德，簡直淺陋至極。”
莊子認為夢和現實沒什麼區彆，沉浸於夢，感受夢中的喜怒哀樂，那麼夢就和生活一樣，是真實的。人生如夢，夢也如人生。任何現實都終將消失，無論一個人是偉大還是渺小，高貴還是卑賤，他最終都將消逝在滾滾的時間長流中，即便曾經激起過幾朵浪花，也必將歸於平靜。一切輝煌或者落魄都會隨時間灰飛煙滅。所以當我們費心費力地去追求無用的浮名的時候，我們隻是沉浸在一個虛幻的夢中罷了。沉浸在夢中，為虛名所累，何如放下所謂的名利，享受能夠感知到世間萬物的每一天，逍遙地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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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生活在逍遙的狀態裡，一生不為浮名所累，不為世事牽絆。浮生一夢，莊子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願意順天而不是順人。他居於山澤，隱於曠野，希望能忘記俗世的一切，在這個自由自在，可以遊心天地的夢裡一睡不醒。
莊子將死的時候，他的弟子們打算厚葬他，但是莊子卻不願意，他說“我以天地作為棺槨，以日月作為雙璧，以星辰作為珠璣，天地萬物都是我的陪葬，這還不夠嗎？還有什麼比這更好的？”弟子說“我擔心烏鴉老鷹會啄食先生您的屍體。”莊子說“將屍體棄於地麵會被烏鴉老鷹啄食，但是埋於地下也會被螞蟻吃掉。奪過烏鴉嘴裡的食物給螞蟻，怎麼這麼偏心呢！”
在莊子看來，死亡本來就是極其自然的一件事情，人通過死亡回歸自然。而死後，在對於遺體的處理上，莊子也反對厚葬。他也許覺得厚葬是愚者所為，這種浮華的形式，是違背自然規律的。逍遙如他，當然覺得順應自然，不違背天意地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以世間萬物作為陪葬，高高興興地安息寢臥，隨物而化，才應該是人們對待死亡、對待遺體的正確態度。
莊子堅持人性的本真，他的一生是一個詩人，一個隱士浪漫的一生。他對待生活的逍遙態度，至今仍對迷失在鋼鐵森林裡，沉浸在追逐虛名裡的現代人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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