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是屬於成功者的，然而成功者永遠都隻是少數人，碾壓在曆史車輪下的絕大多數人是苦不堪言的平民百姓。元代張養浩在一首《潼關懷古》裡感歎道“興，百姓苦。亡，百姓苦。”這一聲歎息有千鈞之力，道出了幾千年來貧苦大眾在曆史中的悲慘命運。中國自古以來仁人誌士無數，豪言壯語無數，然而真正為貧苦百姓計者寥寥無幾。而墨子恰是無數人中真正關心平民命運的少數人。
墨子名翟，是戰國時期墨家學派的創始人。戰火紛飛的年代，墨子不畏艱險，遊曆於各國之間，宣揚墨家思想。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爭鳴，在眾多優秀的學說麵前，墨家何以與儒家一起成為“顯學”呢？原因就在於，墨家學說代表了萬千貧苦百姓的利益。
人們都知道墨子“兼愛”、“非攻”的主張，但也許很多人認為這隻是一種統治策略。必須承認，它確實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但在墨子，這遠不止是手段，它是一個平民出身的哲人的社會理想。
一個人的出身和成長經曆對他的人生選擇往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墨子祖上雖為宗族，但是到了他這一代，墨氏子孫早已成為躬耕田畝的平民百姓。墨子本人就是一個善造器械的工匠，年少的墨子放過牧，做過木工，嘗儘了下層百姓的艱辛。孔子、老子的出身並不高貴，但至少不是尋常百姓。而墨子卻實實在在出生在貧苦農民之家，他目睹了勞苦大眾淒慘的生活，深知平民的所思所想。他了解平民，更以平民自居，他毫不顧忌地自稱“鄙人”，有人稱他為“布衣之士”，他也欣然接受。他是站在高處的哲人，但不是普通百姓遙不可及的聖人，而是天下無數平民中的一員。
同樣出身貧苦，許多人一朝飛黃騰達便全然忘記下層社會的苦痛，甚至極力避免提到自己的身世。可貴的是，墨子從來沒有產生過脫離下層，進入上層社會的想法。恰恰相反，他一生致力於解救困境中的下層民眾。
滾滾黃河和巍巍黛眉山限製了墨子的視野，墨子深知，要想為千千萬萬平民謀福，必須走出高山大河，廣學知識於天下。數年後，遊遍中華大地的墨子回到了故鄉，開始了黛眉山上多年的隱修生活。這期間，墨子遍覽各國文獻典籍，熟讀各家兵法，苦練劍術和格鬥。
墨子將自己看做天下貧苦小生產者的代表，他的言行無不流露出深深的平民情結。墨子的生活從來儉樸，一身短衣草鞋，與農民無異。據記載，墨子及其弟子幾百人都“手足胼胝，麵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狀如苦行僧。墨家子弟生活清苦，並非因為他們沒有豐衣足食的條件。越王曾經以五百裡土地為賞賜請墨子到越國為官，被墨子拒絕。
當然，墨子的平民情結更主要地體現在他的思想主張上。兼愛、非攻的主張我們早已耳熟能詳，但有多少人悉心體悟過這些口號之下的一顆赤誠之心呢？“愛民如子”之說其實早就為曆代有識之士所提倡，但那隻是為鞏固統治所做的打算，真正目的並不在於利民。而墨子的兼愛思想卻獨獨以百姓的利益為根本。儒家主張“親親有術，尊賢有等”的博愛，包含了一種區彆對待的思想；而墨子的兼愛倡導的是不分等級遠近、親疏高下地愛天下所有人，“愛人若愛其身”。墨子執著於兼愛思想，甚至認為，現實社會之所以會有恃強淩弱之事發生，正是因為人們互不相愛。生活在戰火紛飛的戰國時期，墨子目睹了戰爭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在兼愛思想的影響下，他很自然地提出了“非攻”的主張。
墨子思想的重要內容還包括“尚同尚賢”、“節葬節用”。尚同尚賢要求天子與百姓上下一心，共同歸於天誌，實行義政。天子應為國中賢者，而且能夠不拘出身，任用賢能之人為官吏，“官無常貴，民無常賤”。上層統治者的生活向來鋪張奢侈，其揮霍的資本卻是勞苦大眾的稅賦，對此，墨子十分強調節用節葬。他極力抨擊王侯將相之家的奢侈浪費，他認為君主、貴族應效仿古時的三代聖王，保持儉樸清廉的生活。墨子不僅要求平等的生存條件，也要求平等的死亡待遇。他反對儒家的久喪厚葬之禮，提出“衣三領”、“棺三寸”、“生者毋久喪用哀”的喪葬之法。
墨子的主張裡有一條十分特彆，即“非樂”，反對音樂等一切藝術。之所以有這樣奇怪的想法，是因為墨子認為藝術雖好，但是會使人沉溺其中，百姓耽之則影響耕種紡織，君臣耽之則妨礙處理政務，既不合聖王行事原則，也不合人民的利益。這個主張可以說將墨子骨子裡的平民性格暴露無遺。
古代百姓長期處於無力反抗的卑下地位，對美好生活的渴望總是寄托於鬼神，墨子作為一個平民同樣有著這種天真樸素的信念。他在主張理性的同時堅信鬼神的存在，因有人“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而得出“鬼神之有”的結論。在墨子的觀念中，鬼神能夠辨彆善惡，具有賞善罰暴的威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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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一生都在宣揚他的平民理想，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太過烏托邦，沒有哪一個追求霸主地位的諸侯國給他施行這些主張的空間，墨子的理想以悲壯的失敗而告終。然而，失敗不是可恥，在眾人皆爭奪利益的時代，有這樣一個不求私利，唯求為天下之人謀利的墨子，多少使一個刀光劍影、橫屍遍野的時代有了一點暖意。墨子心係天下最苦之人，雖敗猶榮。
俠之大者，義行天下
中國有一種精神叫做“俠”，俠者，以己之力鋤強扶弱也。通常，在人們的印象裡，俠總是身背一劍飄蕩於江湖，以高超的武藝救人於危難之中而不圖名利。俠的出現意味著希望的到來。亂世之中，往往有俠，墨子便是戰國時期的一位大俠。
如金庸在《神雕俠侶》中所說，“行俠仗義、濟人困厄固然乃是本分，但這隻是俠之小者……為國為民，俠之大者……”而墨子一生所為乃是天下所有勞苦百姓，“大俠”二字他當之無愧。縱觀墨家思想，無論是兼愛非攻、尚同尚賢，還是節用節葬、天誌明鬼，最終指向都是平民百姓的切身利益。
行俠之人最看重的莫過於一個“義”字，對於“義”不同人有不同解釋，在墨子那裡，義乃天下萬民之大利，為天下百姓謀利就是義。《貴義》篇一開始，墨子就指出“萬事莫貴於義”，他的一生就是遊俠行義的一生。
《史記·遊俠列傳》中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己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史記集解》中說“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
墨子行俠，依靠的不是神奇的武功，而是巧妙的智慧。墨子反對不義之戰，向來主張以防守為主，止楚攻宋之事深刻反映了墨子的俠義風範。
宋國是戰國時期的一個弱國，北有晉，南臨楚，夾在兩國之間的宋國常常麵臨戰事的威脅，生產不斷遭到破壞。楚惠王時，公輸班為楚國製造了攻打宋國的雲梯，此時，墨子身在齊國，聽聞此消息便立刻趕去解救宋國。從齊到楚，路途遙遠，墨子用了十天十夜才到達楚國都城郢，以至於磨破了鞋、磨爛了腳。墨子剛到郢便不顧舟車勞頓，徑直找到公輸班，勸說他放棄攻打宋國。
在公輸班處，墨子說道“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一番精彩的辯論使得公輸班無言以對，隻有暗自歎服。然而，當時楚王已經在做攻宋的準備了，要想阻止攻城隻能說服楚王。在公輸班的引薦下，墨子見到了楚王。墨子指出強楚攻打弱宋猶如“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形象地揭示了楚攻宋的毫無意義。
公輸班和楚王雖然覺得墨子的話很有道理，但仍堅持攻宋。墨子明白，隻憑空言阻止不了楚國，隻有讓楚王明白這場戰爭楚國無勝算，才能徹底打消楚王的計劃。當著楚王的麵，墨子和公輸班展開了一場攻防的演習，“公輸班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拒）之”，公輸班的進攻器械已用儘，墨子的防守器械還綽綽有餘。為讓楚王徹底死心，墨子亮出了撒手鐧，告知楚王墨家弟子禽滑厘等300人早已準備好守城之器等待楚軍，楚軍此行必無勝算。事實麵前，楚王攻打宋國的計劃隻好作罷。
除此之外，墨子還先後全力勸阻過魯陽文君對鄭國的攻伐和齊國對魯國的攻打，他以無畏的勇氣，憑借自己的智慧和技術使無數平民百姓免於戰爭的戕害。
墨子周遊列國，為實現心目中的“義”四處奔走，然而他提倡的“義”在當時其實隻能是美好的空想，根本不符合各國稱霸的要求，天下更看重的是利而非義。因此，墨子推行義的活動很多時候是受挫的。《貴義》篇記載過這樣一件事，一次墨子在由魯國到齊國的途中遇到了一位舊友，墨子的滿麵塵土和枯槁的形容讓這位朋友十分傷感，他說天下已經沒有幾個講義之人了，勸墨子就此停止這種操勞的行義活動。墨子卻說“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眾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反叛精神正是墨子俠之精神的體現。
在墨子心中，義是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的東西。他認為人可以因為一言之爭而殺身，因為這種爭論是為了扞衛“義”，為義而死是偉大的。墨子重義輕利，這種品格也頗有俠者之風。在墨子看來，就算量腹而食、度身而衣也絕不可以義換利。墨子有一弟子叫高石子，是衛國卿大夫，享受著衛王賜予的豐厚利祿，然而因為衛王始終不采納高石子的主張，高石子毅然拋棄衛國的高官厚祿，到了齊國為官。墨子得知自己的弟子能夠做到“背祿向義”，十分讚賞，並告訴他，隻要合乎道義，就算被人詬罵也無所謂。
墨子是俠，但不是獨行之俠。墨子心懷“興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的崇高理想，為了這個理想，他幾乎長年在外遊說。幾年的奔走呼喊使他深深感受到一己之力的渺小，所以在30歲之前，墨子就開始廣受弟子，培養為墨家之義而獻身的誌士。在墨子的教導下，墨家弟子以自苦為樂，以救世為己任，成為“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墨俠。
墨家在墨子之後逐漸衰落，墨家學說幾乎無人問津。然而時隔千年，如今，當我們拂去曆史的塵埃，再次走近墨子的世界時，我們仍能感受到一個俠骨錚錚的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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