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雎到達秦國，恰恰順乎當時戰國政治、軍事發展之大勢，所以才會在秦國如魚得水。秦國如果沒有範雎，也許會是另一番景象；或者如果範雎得到了其他國家——諸如齊國——的重用，也許秦昭襄王仍是羸弱無力的君王，彆說統一不了諸侯國，權力儘失也未可知。當然，曆史不能假設。而在此時，所有問題的焦點不在於是範雎造就了當時的戰國，還是當時的戰國造就了範雎，而在於範雎到達秦國受到重用之後，使得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但在此之前，範雎還需要接受秦王的考核。如同他輾轉來到秦國的經曆一般，他能夠獲取秦王考核的資格，也可以說是一波三折。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秦王對於所謂的才士俊傑並不信任。而獲取他的信任，無疑成為範雎眼下最應該做的事情。
時為秦昭襄王三十六年，這代表秦昭襄王已經做了36年有名無實的君王。雖然他知道自己才是正統的國君，奈何宣太後實在是巾幗不讓須眉，在她的領導下，秦國的國勢不斷強盛。特彆是白起領軍後，往南，秦軍不斷攻伐楚國，力拔鄢、郢兩座重鎮，幽死楚懷王於秦，楚國元氣大傷，不敢與秦國相抗；往東，齊國雖然強盛，卻在秦軍的攻擊下節節敗退，就連曾經一度風雲天下，震懾九州的魏、韓、趙“三晉”之兵，也被秦軍打得無還手之力，使魏、韓二君俯首聽命於秦國。天下之大，唯有趙國還能夠勉強和秦國在軍事上作對。
所有這些跡象在表現出秦國的強盛之時，也間接證明了宣太後政治勢力的固若金湯。
秦廷上下雖人才濟濟，在戰國舞台上風光無限，但卻是由涇陽君、華陽君、高陵君以及魏冉“四貴”掌權，內部一片風聲鶴唳。他們為了獨攬朝綱、獨霸朝局，屢次打擊和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甚至是秦昭襄王的親信也朝不保夕。
為了減少和宣太後等人的摩擦，避免秦國政局的動蕩，秦昭襄王決意韜光養晦、厚積薄發。於是，秦昭襄王整日深居宮中，“甘心”被權臣貴戚所包圍。隻有在國家重大事件，非要大王出場之時，才勉強出去應付。
反觀當時的戰國局勢，活躍在戰國時期政治舞台上的謀士說客多如過江之鯽，難免魚龍混雜、良莠不分。有的人確有其才，能夠讓國家在政治上左右逢源，在軍事上百戰百勝；有的卻隻是徒有虛名，甚至是為了混口飯吃，而到處騙取錢糧。他們都有一個共性有三寸不爛之舌。沒有這個長處，很少人能夠接受他們。恰如白起，不善言辭，不懂政治，如果沒有魏冉的舉薦，即使再有才能也隻能泯然眾人矣。
因此，一時之間，不隻是秦王，許多秦國上層統治集團中的重要人物，對來自諸侯各國的賓客辯士並沒有多少好的印象，以為其中無信者居多。也正是這個原因，魏冉才會在半路上盤查王稽等人，讓範雎對他生出了更大的嫌隙。
範雎也知道秦國此時的情況，所以對於前途之多艱，也做好了心理準備。
秦國的未來、秦王的命運，就在一次又一次與範雎的失之交臂中不斷地浮浮沉沉。
範雎難以在第一時間得到秦王召見，並受到重用的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王稽。
因為王稽此人，在秦國的地位，相比一般的王公大臣，實在是微不足道，派他出使魏國，足可見秦國對於魏國的輕視程度。王稽很少有機會能夠接近秦王。
範雎也知道這個情況，隻是他不好意思點破。心中暗想，隻要自己想辦法走進秦王的視野，隻要秦王能夠開恩相見，憑借自己的韜略智慧，定然能夠讓秦王刮目相看。
正當範雎準備親自動手、自力更生之時，秦王頒布諭令召見王稽。王稽遂向秦王彙報前去魏國出使的情況，完事之後，見王稽還不肯離開，秦王正自奇怪。王稽遂說道，此次自己出使魏國，雖然在外交上平淡如水，但卻並不是沒有多少收獲。因為這一路過來，他閱人無數，竟然叫他覓得了一個天下奇才，名字叫張祿。隻要他能夠得到秦國的重用，秦國的國力定然能夠蒸蒸日上。
這一席話並沒有多少出彩之處，所以也沒有引起秦王的任何興趣。為了不失掉王稽的麵子，秦王遂讓他給範雎安排一個住處，有時間自己再去召見他。
於是，範雎便決意安心等待下去，然而這樣的等待過程，竟然在轉眼間持續了一年多的時間。
範雎覺得，當初秦王隻是在敷衍王稽，自己這樣等下去也是徒勞，隻能孤注一擲，用言語激秦王賜見。這一日，範雎求人向秦昭襄王舉報家門，說道“現有魏國張祿先生，如潛龍下凡來到秦國，才華恣肆、思維敏捷、智謀出眾，為天下辯士，特地前來朝見秦王，輔佐秦國完成千秋霸業。”
此外，範雎還進一步稱述，其間不乏危言聳聽的味道“秦國勢如壘卵，失張祿則危，得張祿則安。”然而天機不可泄露，更不足為外人道也，因此，範雎要說的大部分關鍵，隻可以當麵和秦王說，不可以讓人代為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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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範雎的一片苦心，因為秦昭襄王的價值觀已經形成，對於天下策士辯客，他沒有半分信任，隻是以為他們都是欺世盜名之輩，因此，任你有千條妙策，他就是不聞不問。就這樣，範雎的投效之心，再一次付於流水。和往日一樣，範雎繼續住在下等客舍，粗茶淡飯，在焦慮煩躁中度日如年，轉眼又一年時間過去了。
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是範雎到達秦國的第二年。這兩年時光，範雎雖然都在艱難的等待中度過，但是他的時間並沒有就此白費。他利用時間，閱讀天下典籍；經過王稽的介紹和自己的觀察，對於天下局勢也了如指掌；時常和王稽辯論，每一次都讓王稽唏噓不已。隻可惜，王稽在這兩年的時間內，也很少見到秦王。即使他再怎麼有心想要向秦王推薦賢才，秦王卻不給他機會，也不會有什麼用處。
範雎見此，開始時還有一些灰心，但是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昔日商鞅來到秦國，不也是曆經波折才終於和秦王相見嗎？隻是那時候不是秦王考察商鞅，而是商鞅在考量秦王的變法決心和禮賢下士的誠心。
然而，很多事情都是這樣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正當範雎在秦國都城鹹陽大街上了解民情之時，一個消息的傳來給範雎攻擊政敵了借題發揮的機會。原來，這一日秦國竟然貼出告示，說秦國即將攻伐東方齊國的剛、壽。這讓範雎大吃一驚，這秦王怎麼會如此糊塗呢？齊國遠在東邊，中間還隔著三晉之地的魏國、趙國，搞不好會落得個兩麵夾擊，即使攻克了齊國，也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
回去向王稽一打聽，範雎的疑惑轟然解開。原來，這個諭令的頒布，並不是秦王的意思，而是魏冉自作主張，因為陶山是丞相魏冉的封邑，旁邊就是齊國的剛、壽，丞相魏冉此舉，就是為了擴大自己的封地。
機會就這樣降臨到範雎的身上。經過兩年時間的考察，範雎基本上了解了秦王的性格特征、辦事風格以及內心深處的想法。這也讓他暗自慶幸當初沒有貿然指出魏冉和宣太後等人的不是，如果當時自己一到秦國便鋒芒太露，不僅宣太後勢力集團不會饒恕自己，就連秦昭襄王說不定也會獻出自己，向其母後表示忠心。然而經過這兩年時間的變動，魏冉等四貴更加目無王法，眼中根本沒有秦王，秦王對他們的不滿，也更加嚴重。
於是，範雎當機立斷，上書昭襄王，闡明大義，直刺時弊而又緊緊抓住昭王的心病。其間言道“眾所周知，英明的君主執政，對有功於國家的人會給予賞賜，會對有才能有誌向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祿厚，才高者爵尊。因此，沒有才能的人，不會擔當這個職務；有才能的人，也不會蔽隱而不為國家所用。反觀昏庸的君主則恰恰相反，隻是因為一己好惡而擅自行使賞罰的事情，這種全憑一己感情的行為，怎麼能夠為國家帶來興旺繁榮呢？”從這一部分可以看出，範雎力主選賢任能，獎勵軍功、事功，反對用貴任親的行為，認為這是對國家不負責任的舉動。這在血緣關係紐帶極其複雜的早期封建社會裡，無疑是閃光的思想。也正是這種思想，為以後士大夫階級的興起創造了萌芽。
信件的第二部分，範雎不顧一切地抨擊了權貴專權專利的現象，以君王為大樹的主乾，而宣太後、四貴等人則是大樹的枝葉。指出枝繁乾弱的危害廣泛，這對於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君王的統治地位，無疑是極有見地的。尤其是其間說道“聖人說過‘善於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於國，善於使國家殷富者大多取之於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主，諸侯就不會貪贓枉法，目空一切，這其中的症結所在，究竟是什麼呢？因為明主善於分割諸侯的權力，而將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自己的手中。良醫可以預知病人的死生，而明主可以預知國事的成敗。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即使是舜、禹再生，亦需要遵循這種觀念，不可以有絲毫的違拗。疏不間親，這封信也隻能言儘於此，很多話都不可以隨便說，但是如果隨意地說，又恐怕不能夠引起大王的注意。大王英明，切不可以因為貪圖享樂而影響了國事。草民希望您能夠抽出時間，準我望見龍顏，讓我一舒衷腸。草民所講的，可以用於秦王治國，更可以用於秦國興邦，如果有半點虛言，任何懲罰都可以施加在草民的賤軀之上。”
範雎的一言一語，都直接擊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秦昭襄王處在宗親貴戚的包圍中，其中以四貴最為明顯，他們權大勢大，私家富厚，簡直可以和國家一比高低了。因此，秦王早有如芒刺在背之感，隻是朝中耳目眾多，大多忠心於魏冉等人。此番，範雎能夠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隱疾，不僅代表了他有超卓的見識，也代表了他具備足夠的勇氣和可堪大用的忠心。範雎對這封信，也是頗費心思。他知道，僅僅讓秦王對這份諫言有所注意還不夠，而如果大膽地提出震耳發聵的言辭，不僅會受到他人的嫉恨，也會顯得自己沒有城府。於是，範雎在信末說道“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以收”，故作含蓄隱秘之語。一時之間，秦昭襄王浮想聯翩，認為這範雎定然還要更為要緊的話要對他說，隻是因為信件為外人送來，多有不便。
為了徹底抓住秦王的心，範雎在陳述了一番自己對於秦國的局勢之後，還信誓旦旦地宣揚其言的絕妙效用，足以振聾發聵。隻要信件能夠順利到達秦王手中，範雎便可以高枕無憂，坐等秦王召見。由此可見，範雎不僅胸藏治國的經韜緯略，對於纖小如發和風雲變幻的人性，也是了如指掌。如此人物入住秦國，可以預見，一場驚濤駭浪就此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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