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襄王深諳用人之道，縱觀整個戰國曆史，似乎隻有秦昭襄王，在唯才是舉、文武搭配上做得最為出色。自從魏冉等人淡出秦國的政治舞台之後，白起就不再是宣太後政治集團的人，當然他也不是秦昭襄王的人，而是秦國的人，能夠讓他忠心的唯有秦國本身。
可是秦王需要的人不僅要忠於這個國家，還要忠於他個人。因為隻有這樣，秦國才能夠不斷強盛，他才能夠將權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範雎的出現讓他實現了這一願望。
白起和範雎之間，與其說是政治上的爭鬥，不如說是忠於個人還是忠於國家的爭鬥。在那個時代，王權是高於國家權力的，依此幾乎可以斷定範雎和白起的不同結局。
範雎在重視國家利益的同時，更加注意維護秦王和自己的利益。而白起則不同，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攻滅六國、實現天下一統上。
而阻擋白起實現這個宏圖偉願的最大絆腳石就是趙國，他知道自己和趙國必將有一個決定戰國未來命運的戰略大決戰。秦國勝利，則終結戰國的必將是秦國；反之，如果趙國勝則趙國必將主持將來的戰國局勢。至少，秦國經此一役之後，需要經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夠重新恢複生機……
當時，魏國連番損兵折將，韓國空有其名，楚國已經沒有了任何威脅，齊國正和秦國交好，正是秦國攻擊趙國的最佳時機。
白起之所以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在於他能夠在戰前做充分的準備。從前白起之所以能夠率領區區10萬將士便能夠橫掃天下，動輒砍頭幾十萬，就在於那些國家在很多方麵趕不上秦國。但趙國的實力卻不可小覷，當時趙國的軍事實力與秦國相差無幾，無論是在兵力總數、兵源配置、戰將謀略等，趙國都能夠和秦國一較高下。
白起與趙國大戰一場的願望一直未能實現，原因之一是沒有碰到強勁的對手，白起與趙國軍隊雖打過幾仗，卻未曾和他心中最大的對手廉頗交手，等到白起成了天下名將，廉頗已經開始淡出趙國的軍事舞台；之二則是沒有碰到合適的地方，白起用兵講究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而往往在這些過程中，與魏國、韓國的兵力膠著在一起。
所以，白起一直在等待“天時、地利、人和”。“天時”者，就是要恰當的時機出擊，如今已經具備了；所謂“地利”，則是需要搶占有利的位置，如今秦國和趙國各自憑借著堅固的城池相互對峙，“地利”上秦國還談不上優勢；所謂“人和”，秦國自然眾誌成城要打擊趙國，這時六國之中的趙國已經被成功孤立起來，隻是眼下趙國國內民心尚穩定，“人和”上的優勢，還不是很明顯有效。隻有“天時、地利、人和”三項齊備，白起才會選擇給趙國致命一擊。白起知道他等待的大戰關乎他自己的名譽和秦國的地位，所以必須慎之又慎。
白起的戰略戰術通過闕與之戰、華陽之戰、攻滅楚國等戰役已經表現得很明顯。
第一，白起作戰堅持的是打殲滅戰的思想，所以他的目標不僅僅是攻城奪地，還要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白起作戰的突出特點是善於野戰進攻，戰必求殲。這和後來的飛將軍李廣、西漢衛青、大唐李靖等曆史名將的作戰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很善於打殲滅戰的白起，將圍殲戰術運用得很出色。
第二，為了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白起更加強調追擊戰，對兵書中所言“窮寇莫追”根本不屑一顧。因為他早就做好了完全的準備，即使敵人有伏擊，他也能夠將計就計。所以每次作戰後，白起還會對敵人窮追猛打，與商鞅的“大戰勝逐北無過十裡”（《商君書·戰法第十》）的戰略思想大相徑庭。
第三，白起重視野戰築壘工事。戰爭中經常需要誘敵軍走出營壘，繼而在預期殲敵地區築壘阻敵，並布置重兵防止敗軍突圍。此種以築壘工事作為進攻輔助手段的作戰方法，可謂前無古人。
第四，在戰前進行精確料算，這是軍事家最神往的境界——料敵於先。不論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國際國內局勢如何，白起在戰前都會對其進行精確的料算。他往往能夠一針見血地指出關鍵所在，能“未戰即可知勝敗”（《戰國策·中山》）。所以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毫不吝嗇地稱讚白起為“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
有如此四點，再加上以往的戰績，白起被稱為“戰神”實在是實至名歸。而這個名號遠遠不止於簡單的一個稱號，它帶來了巨大的連鎖反應。許多將領隻要一聽聞是白起親自領兵作戰，便會聞風喪膽，最終不戰而逃。這個時候白起就會發揮他的優勢——窮追猛打。於是，很多戰場都出現了這樣一個情景一方丟盔棄甲，狼狽而逃，並且最終一個個倒了下去，雖然所剩無幾，依然被屠戮；而另一方人馬則不顧一切地收割著他們的人頭，丟了上衣盔甲，隻拿著大刀如屠豬宰羊一樣，在戰場上發瘋似的追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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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所有國家的所有部隊，都成了白起選擇的獵物。但他選擇的首要獵物是韓國。首先打擊韓國，不僅能夠搶占有利的地形，奪取肥沃的土地，還能夠將一支利劍戳在趙國的鼻梁跟前。如此，戰爭的主動權就掌握在了秦國的手中。
在公元前264年，白起攻打韓國的陘地（今山西曲沃），韓軍不敵，白起一路攻克了5座城池，5萬韓軍被斬殺。次年，白起又率領5萬兵力攻擊韓國的南陽，韓國的太行道在一把大火中被斷絕。從此，韓國與魏國的道路被徹底阻斷，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而關於白起此次作戰的韓國南陽地區的確切地點，今人有過激烈的討論。
就當時而言，南陽地區有兩種存在狀態，第一種是楚國和韓國的南陽。這裡的南陽指的應該是王屋山以南、漢水以北的廣大地區，而在這以前，即周赧王二十五年（公元前290年），秦軍就將這一地區分割在伊闕以西地區。白起要獲取此地簡直就是探囊取物，所以在26年的時間內白起絲毫不為所動，到了此時才率軍奪取，似乎不合情理。
第二種就是魏國和韓國共同存有的南陽地區。即今天的河南濟源到獲嘉一帶的廣大地區。此地在春秋時期屬於晉國，後來在韓、趙、魏三家分晉時，南陽被一分為二，魏國的南陽就是今天的修武縣。周赧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8年），秦軍便攻克了魏國的懷邑地區（今河南武涉），白起犯不著重新攻克一遍，因為此地早就成了秦國的占領區。
有人認為韓國的南陽應該在今天的河南沁陽縣一帶，胡三省對於這一地區進行了分析韓國的南陽，就是河內、野王一帶。隻可惜，對於野王的確切位置則語焉不詳。曆史上普遍的觀點認為，野王就是今天的沁陽縣，韓國的南陽、古代的野王、今天的沁陽，指的是一個地區。可是以後的曆史卻是，兩年之後，白起占領了野王，這種重複性攻擊，是不應該發生的。
而《中國曆代戰爭史》則指出，韓國的南陽就是今天河南沁陽縣，隻是野王並非沁陽，而是河南博愛縣。這樣解釋，一切的疑惑便迎刃而解了。
白起此舉戰略意圖明顯鞏固邢丘、懷邑、太行山一帶的防線，以切斷韓國和魏國的聯係，進而掌握整個三晉之地的局勢變動。
又過了一年，白起再率部攻克了韓國的野王（今河南沁陽），切斷了韓之上黨郡同韓國的聯係。這樣一來，上黨（今山西長治）就成了韓國懸於境外的一塊飛地，頃刻之間就會被秦軍滅亡。
上黨地區是秦國和趙國爭奪的關鍵地帶。《荀子》稱上黨為“上地”其意思就是指高處的、上麵的地方，即“居太行山之巔，地形最高與天為黨也”。而《釋名》對上黨一地的解釋是“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上黨地區地勢險要，古時一直為兵家必爭之地，“得上黨可望得中原”是當時最流行的說法。除此之外，上黨還是傳說時代中華文明的發源地。堯舜禹、夏商周，各個時代的都城都大多圍繞上黨建設，而且每個都城之間相隔不過百裡。向西，就是臨汾盆地，為堯都平陽所在地；向東再行走百裡之地，則是殷商都城安陽；向南則是夏朝都城陽城、周代都城洛陽；向西南則是舜都蒲阪和大禹都城安邑，也就是著名的運城盆地。到了春秋時期，周王室衰微，群雄並起，韓、趙、魏三晉之國都在此地同時設置了自己的郡，而且都為其命名為上黨。即韓國上黨、趙國上黨、魏國上黨。
上黨地區位於今天山西省的東南部，主要為長治和晉城兩座城市，它身處高地，卻在群山的環抱之中。它的西南部為王屋、中條兩座大山，與今河南省分界；東部與東南部是太行山脈，與今天的河北、河南兩省分界；北麵是五雲山、八賦嶺等山地；西麵則是太嶽山脈。由此可見，其地勢十分險要，易守難攻。
清代狄子奇《國策地名考》對上黨的解釋是“地極高，與天為黨，故曰上黨”。蘇東坡也在詩詞中讚歎道“上黨從來天下脊。”
當時從上黨可俯瞰中州，其與河東、並州相連，是當年晉國咽喉的咽喉之地。由此可見，秦國如果能夠得到上黨，退可以依仗太嶽山，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進可以攻擊韓國都城新鄭，威懾魏國都城大梁，威脅趙國戰略重地長平。秦軍對此地勢在必得，到時白起就能夠實現和趙國軍隊的真正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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