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與漢朝的前幾任皇帝不同，他會寫詩，通音律，這樣一個愛好文藝的帝王，身邊自然會聚集一大批的文人，而這其中，以董仲舒、東方朔、司馬相如最為有名。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這是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琵琶行》裡的兩句詩，是琵琶女自述身世的開端。琵琶女住在“蝦蟆陵”。“蝦蟆陵”又叫做“下馬陵”，傳說是西漢大儒董仲舒的陵寢所在。
董仲舒滿腹經綸，武帝目之為國士。在他死後，武帝感念他的德行學問，每次來到他的墓前都要下馬致敬。此事傳了開去，這裡就被人稱作是“下馬陵”，日子久了，音訛誤為“蝦蟆陵”。
儒家的祖師爺是孔子，孔子以後、秦以前，又有許多代表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然而這三位都是“在野”的學者——孔子做過司寇，掌管刑獄，可是不久罷官——他們的儒學都隻近乎一種純粹的學術，在春秋戰國那個戰火頻繁的時代，推行仁義的他們是不會有多大的市場的。因此，孔、孟、荀這三個人的聲音都隻在讀書人的圈子裡發生影響。
董仲舒則不然。他一生經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這三朝都是治平盛世，從前“默默無聞”的儒學這時就發揮了作用。
董仲舒是廣川（今河北景縣）人，景帝時為博士。這裡的博士所指的並非是一個學位，而是指有術業有專攻的專家學者。秦始皇時，為招攬天下賢才，置博士，後有博士七十餘人，相當於皇帝的智囊、顧問。漢朝時置博士，卻始於文帝。
文帝好刑名之說——刀筆吏登上曆史舞台就是始於文帝一朝。景帝呢，在母親竇太後的影響下，崇尚黃老之說。董仲舒這樣的儒生，在文景兩朝自然沒有什麼施展才華的機會。不過，那時還年輕的他並不灰心，反而更加堅定了鑽研學問的決心。
“目不窺園”的典故就是出在他身上。傳說董仲舒終日埋首經書，這樣一連三年，連家裡美麗的後花園都未曾踏入一步，可見其專心。在鑽研學術的同時，董仲舒還廣收門徒，學生太多教不過來，就讓先入門的弟子代師授藝，這是先秦以來教書先生的老辦法了，並非董仲舒的原創。
鑽研學問可以看做是個人興趣愛好，廣收門徒則暴露了仲舒內心的不甘寂寞，他要他的學問傳下去，世世代代地傳下去。
讀書人的心裡都是有一個大大的問號——讀了這麼多的書作何用？
無非是想登上朝堂，指點謀劃，試上一試。更何況，金碧輝煌的朝堂和威儀尊貴的朝服本身就是一種誘惑呢！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儘長安花”。
清貧的孟郊不也在登科後一洗頹廢，神采飛揚嗎？可見這是一個千古文人共有的夢。仲舒在等，等待機會。
“玉在匣中求善價，釵在奩裡待時飛”！
這個機會很快就來了。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下詔，令中央和地方的各級行政長官推舉人才，“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然後聚之京城，與天子麵對麵的交流。一時間，蟄伏民間的精英人才鯉魚爭躍龍門般湧了出來。這其中自然少不了早已得享大名的董仲舒。
董仲舒沒有與武帝當麵探討，他的手段是上書對策。仲舒並非形而下的“器材”或匠人，而是形而上的哲學家。武帝雄才大略，所求亦非一時一地的權謀術數，而是國家的長治久安之道，所以他對仲舒的想法非常感興趣，故而連續下詔向仲舒問了三次，仲舒也連續地上書，做了三次解答，這就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以儒家學說為基礎，以陰陽五行為框架，建立起一個具有神學傾向的新儒學思想體係。
在“天人三策”裡，董仲舒引用並發揮了《春秋》，將自然界的災異變化和人類社會聯係在一起，認為如果人君有道，治國有方，那麼就會天降祥瑞；反之，如果人君縱情享樂，不顧百姓死活，那麼就會爆發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這時候，上天還沒有放棄自己的兒子——“天子”，所以這些自然災害隻能算是一種警告，可是如果人君還是不知悔改，那麼災害就會越來越多，直至國破家亡，宗廟毀壞。
可以看出，仲舒的儒學不但與孔子不同，與相對較近的孟子相比也大大不同。他的學問裡似乎融入了稷下學宮陰陽家鄒衍的五德終始、陰陽感應學說。當然，董仲舒學問的主體還是儒學，他提出“天人交感”渲染災異變化，主要是為了約束至高無上的皇帝，因為經過了秦朝的二世而亡，漢初的有誌之士已經看出了過分集權的危害，因此被秦始皇廢止的分封製又開始在高祖劉邦手下複活。
那麼，如何做才是有道呢——這才是董仲舒的重點——當然是興儒學，不光是興，而且要定儒學為一尊。其他百家雜說在董仲舒眼裡都是胡說八道、惑人耳目的，所以要“悉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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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似乎忘了，自己的儒學不是“純正”的儒學。
這世間有“純正”這一說嗎？
任何所謂“純正”的東西，都要追根溯源到其“始祖”，正如純種的狗和馬，人們都能追溯到它的祖先多少多少代，其族譜比大多數人還要健全完備。
人們當然可以假設孔子的學問是真正的儒學，那麼孔子的學問是哪裡來的呢？傳說他也曾求教於老子，難道可以說，其實真正的儒家是道家嗎？孔子一生裡最崇敬的人是周公，他也一直以推行、複興周禮為己任，難道可以說第一個儒家不是孔子而是周公嗎？若真是這樣，為什麼稱儒家為孔門，而不是周門或旦門（周公名旦）？
不但如此，仔細推敲《論語》，人們會發現，孔子並非沒有法治的概念，隻不過他更看重德治和禮治罷了……凡此種種，難道可以說真正的法家都是儒家嗎？其實，儒也好，法也罷，都各自有其上古的源流——這個問題是說不清的，因為時代太久遠了，材料都湮滅了——隻不過流傳至後世，各人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孔子重德重禮，而韓非、李斯這些人更重嚴刑峻法。
一種學說的創立，當然不可能憑空捏造，必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形成，所以要“江海不擇細流”以“就其深”，要泥沙俱下，不能“擇善固執”，因為太多時候，由於人類生命的短促和視野的狹窄，並不能、並沒有能力判斷什麼是“善”。所以現在的人非常看重多樣性，無論是物種多樣性，還是文化多樣性，因為保護了多樣性，就是給我們的子孫留下了更加廣闊的選擇空間。
董仲舒的這個提議，顯示了他“獨霸學壇”的野心，所以與其說他的“獨尊儒術”是出於安定天下的公心，倒不如說是出於顯揚自我的私心，儘管這種私心可能連仲舒自己都沒有察覺到。
那麼，具體應該如何尊儒呢？董仲舒提出了捆了中國人兩千多年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思想方法上來說，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與孔孟是如出一轍的。
孟子主張王道，所謂“內聖外王”，他是將孔子的“禮治”思想發揮到了極致的，將每個人都塞進了一個小格子裡，不能超越本分，如此也就海內治平，再無紛爭了。
董仲舒也是一樣，君臣父子夫妻，隻要恪守其道，那麼天下大治還會遠嗎？
無論董仲舒的學說怎樣，武帝被他打動了，因為他的“獨霸學壇”的氣魄，與他的“大一統”夢想是契合的。因為，這裡麵都有一種深植於一般人頭腦中的美學觀——整齊，武帝是不能容忍他掌舵的漢朝再如以前一樣，諸侯國各自為政，整個國家如野草生長似的，他要為這個國度立規矩。
不久，仲舒的學說為武帝推重了。可是武帝知道他隻是一個困守書齋的學究，所以並沒有委以大任，而是派他做了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劉非一向桀驁不馴，可是或許是懾於董仲舒的大名吧，在董仲舒到了之後，竟然對他禮敬有加。不過董仲舒的道德學問是沒法感染他的，他仍是整天胡作非為。董仲舒知道這樣下去必然惹禍上身，於是不久辭官回家，此後一直潛心著作。期間武帝也常遣人向他求教朝廷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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