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尤其是儒家社會，十分講究“正名”這一問題。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王莽很愛惜名譽，卻強行登基稱帝了。王莽為了證明自己稱帝的合法性，他派人將傳國玉璽給奪了過來。王莽拿著玉璽把玩無厭，正看得出神，驀然發現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很嚴重，也很棘手，那就是該怎麼稱呼王政君。
已經年邁的王政君可謂是曆儘滄桑。此前，王政君見證過劉奭、劉驁、劉欣和劉箕子的皇帝大業，可謂是大漢的柱石。王莽建立了新王朝，如果還稱王政君為王太後，就表明王政君是漢朝人，否認新王朝的合法性，起步前後矛盾。
為了證明新王朝的合法性，王莽苦心鑽研，終有成就。他改封王政君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後”。“新”指王莽所創建的新王朝，“太皇太後”指王政君是太後，兩者一連，既保留了王政君的尊貴身份，也體現了新王朝的合法性。如果有什麼不好，就是“新室文母太皇太後”太長了，叫起來不順口。
王莽稱帝後，不再聽從王政君的吩咐。然而，王莽對待王政君還保留著最基本的晚輩對待長輩的禮節。如果王莽不守最基本的孝順之禮，王舜就不會成為他們之間的橋梁了。
王政君一天比一天衰老，眼見就要歸西了。可是，王政君沒有陵寢。傅昭儀死後，劉欣這個不孝順的過繼兒子搶了王政君的陵寢，安葬傅昭儀。王政君作為元配正妻，死後不能跟丈夫葬在一起，確實不好受。劉欣死後，王莽掌權，王政君也不方便挖傅昭儀的墳，將她鞭屍三百。
挖墳的事，王莽卻是乾過的。翟義起義失敗，被五馬分屍後，王莽將翟義的祖墳給挖了。王莽借此曉諭天下，造反者不會有好下場，終會累及先人。王政君的陵寢被搶，王莽知道她傷心，於是決定在她百年之後，將她與劉奭合葬一處。然而這就必然打擾安眠於地下的劉奭，這就犯了王政君大忌。
王莽此舉確實傷了王政君的心，王政君自此不理王莽。新王朝規定，朝服顏色為黃色，每年十二月初一為新年。可是王政君不遵守，她每天都穿代表大漢的黑色衣服，將大漢規定的一月初一當新年。每到新年，王政君都到劉氏宗廟，祭天祭地祭祖宗。王政君還獨桌吃飯，隻和服侍她的人說話。王莽徹底傷了王政君的心，王政君沒有辦法直接同王莽抗爭，隻能用沉默應對。
新始建國五年（公元13年）二月，王政君駕崩，享年84歲。
王政君之死，使得將其視為對手的王莽很是傷心。放眼天下，王莽真的是成了孤家寡人。王莽經曆了愛名，愛權，最後愛理想的階段。曾經的王莽愛名，渴望“天下歸心”；再過一段時間，王莽愛權，盼望登基稱帝；現在的王莽愛理想，憧憬周朝社會。王莽奮鬥一生，終於找到他的理想了，他以恢複周朝社會為畢生大業。
王莽一直不明白，他所做的一切都為回到那個連孔子這種聖人都渴慕的周朝，為什麼就有那麼多人反對他。在王莽的理想社會，人儘其才，物儘其用，人們彼此相敬相愛；百姓有地耕，有房住，有飯吃，有衣穿。王莽知道大同社會，也知道小康社會。他很自負，相信憑他一人之力，定可以帶領百姓進入小康，最終走向大同。小康社會是儒士的夢想，大同社會更是儒生的夢想。就玩弄政治權謀而言，王莽是假儒士；從為理想社會而奮鬥的角度說，王莽是真正的儒士。
王莽兢兢業業，日理萬機，獨自包攬全國的奏章，非常勞苦，已經是全國勞模了，天下人還是反對他。上層社會反對王莽，因為王莽損害了他們的利益；百姓反對王莽，因為王莽擾亂了他們的生活。王莽坐在長安，一心批閱奏章，不知道已經天下打亂了。
王莽稱帝這些年天災不斷，人禍不止，民不聊生。公元17年發生饑荒，荊州尤其嚴重。餓死的人太多了，百姓找不到吃的東西，就要餓死了。躺在家裡是餓死，揭竿而起也是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力一搏。
荊州饑民將自己的命交給上天，共同推舉出一位首領，大舉入城搶劫。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百姓眾誌成城搶劫成功。搶劫成功後，他們占據綠林山，專門搶劫官府，賑濟災民，被尊稱為綠林軍。後世人仰慕綠林軍的行為，尊敬“綠林”二字，演化出成語“綠林好漢”。
綠林軍如星星之火，頓時燎原，農民起義興起，紛紛湧向長安。
揭竿而起，重興漢室
劉秀的身世
結束紛亂，使天下重歸平靜的人是光武帝劉秀。
劉秀，字文叔，南陽郡蔡陽縣人，是高祖劉邦的第九代孫，他祖上可以追溯到景帝所生的劉發。劉發這一支傳到劉秀，已經破落不堪。劉秀自負身具高祖之血脈，此生斷斷不能就此默默無聞。幼年的劉秀心中已經有了匡扶漢室的誌向。
劉秀的父親劉欽是個小小的南頓令，《漢書》記載說“令、長，皆秦官也。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不滿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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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劉欽不過相當於是品秩為千石至六百石的一個縣令，從長沙王到南頓令劉欽，劉發一族真可謂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劉欽去世，家族失去了唯一的政治支柱和經濟來源，劉伯升、劉秀、劉仲兄弟，劉欽的長女劉黃，次女劉元，三女劉伯以及其母樊嫻都頓時陷入食不果腹、衣不禦寒的困苦境地。幸好，當時劉秀的叔父劉良家中尚有幾畝薄田，還能夠在這亂世之中謀求一個生存，劉秀、劉伯升兄弟從小就比較勤快懂事，劉良便順勢收養了他們。自此，劉秀變成了南陽郡舂陵縣裡的一名農夫。
二十年之後，劉秀已經長成一個健壯的青年，他身高七尺三寸，須眉濃美，有著大大的嘴巴，高高的鼻梁，飽滿的額角。為了養活自己的母親和幾個未出嫁的妹妹，劉秀每日勤勤懇懇，對農事不鬆懈，但是他的長兄劉伯升卻喜好俠義，收養門客，並且常常恥笑劉秀隻會經營農業，還把劉秀比作高祖劉邦的兄長劉喜一樣，胸無大誌，混沌世間。
燕雀安知鴻鵠之誌，劉秀不僅善於耕種，還能夠在閒暇之餘找些書籍增長自己的見識和閱曆。反觀其兄，雖然性情剛毅，豪氣衝天，卻好高騖遠。此外，劉秀還是一個富有經濟頭腦的人，年夏、秋大忙以後，劉秀便利用農閒時間，把穀物等農產品運往新野、南陽銷售。古人雲“人看從小、馬看蹄爪”，劉秀從小就樂善好施，學會與人相親相助，品行淳美，有君子之風，深得鄉裡讚譽。
王莽天鳳年間，精通《尚書》的中大夫廬江人許子威，在長安的太學中開館講學。劉秀聽說後賣了一些糧食和其他財物，與他家鄉的誌同道合之士一起湊錢合買了一頭驢，雇人駕馭著驢車來到京城長安，從此走上了他輝煌人生的。
一個偉人終究免不了俗，擺脫不了七情六欲。劉秀的發奮讀書，最初並無什麼大誌，而是為了發達後娶南陽新野縣的陰麗華為妻。
劉秀在長安求學的時間隻有短短的三年，但卻為他此後的人生奠定了一定的基礎。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城市，文化昌盛。大開眼界的劉秀在這結交了許多俊傑，如朱佑、嚴光、鄧禹等人，都是以後東漢曆史上驚豔一時的人物。
朱佑字仲先，南陽郡宛城人，是一個高士才子，文武雙全，在長安群儒之中頗為有名。他從小就與劉秀兄弟交好，由於劉秀在學問上遠遠不及他，所以劉秀經常到他的居所去向他求教。據傳，有一次劉秀在長安生了病，要買蜂蜜入藥。雖然此時劉秀已經到了長安求學，但是其家境卻沒有任何改變，因此，這買蜂蜜的錢便成了此時劉秀的最大困境。朱佑知道後，仗義疏財，直接自掏腰包添錢幫劉秀把蜂蜜買了回來。對此，劉秀一直心存感激。後來，劉秀取得了天下，回贈給朱佑一石白色的上等蜂蜜，開玩笑地問他“仲先兄，這種蜂蜜，與在長安時我們買的那種相比，味道如何？”說罷，二人相視大笑，當年的情景也一一浮現在眼前。
嚴光字子陵，會稽郡餘姚人，又名嚴遵。他很有才學，少年之時，即已名滿天下。可惜他為人清高孤峻，不慕富貴、不侍權貴，後來成為著名的隱士之一。嚴光雖然孤傲，卻與謙虛好學的劉秀一拍即合。時間一長，二人就慢慢地成了至交好友，成為當時的一段佳話。
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當時隻有十三歲，也受業於長安。鄧禹雖然年紀最小，卻能詠誦《詩經》，儼然是一個神童。劉秀對此十分驚奇，一直想和他結交。而鄧禹也看到劉秀相貌奇偉，感覺非比尋常。鄧禹再聽其言論，看其品行，察其胸襟，更覺得劉秀器宇非凡，絕非池中之物。於是，二人傾心結交，也成了好朋友。
雖然劉秀在長安的三年學習生活很快因為家庭困境而終止，他學習《尚書》，也僅僅是粗略弄懂了書中的內容。但卻在與朱佑、嚴光、鄧禹的交往中，受益良多。他們三人在學問、見識、品德上都給予劉秀極大的啟發，後來更是在他逐漸強盛的時候成為其心腹臂助，幾人少年豪傑，談笑江山、縱論江河，引得無數豪氣人士欣然神往。劉秀也是在此間的交際中，逐漸形成其雍容大度的氣派，虛懷若穀的胸襟，堅毅寬厚的品格，處變不驚的反應能力，駕馭群下的深謀遠略。他最終憑此問鼎天下。
此時的王莽政府內部，已經暗藏殺機。一切的源頭，不過是一個讖語，它是興盛於秦漢時期的一種神秘的學說，當時人們深信它可以趨吉避凶、還原過去、預測未來，後來張衡等人還就漢室迷信讖語而出言諷刺，為人所不容。整個王莽政權，精通讖緯之術的隻有劉歆。他為人奸詐狡猾，對待王莽亦是卑躬屈膝，因而獲得了王莽的重用，但是他並不滿足。在參閱了大量的資料，對未來的時局進行推演之後，劉歆竟然驚奇地發現，未來的數十年中，劉氏應當再次受命於天，重新奪取天下。而那個順天應命的人的名字竟然也在推演中泄露出了，叫做劉秀。劉歆這人雖然地位顯赫，但卻素有野心。其父劉向是漢高祖劉邦之弟楚元王劉交的後裔，也是漢元帝劉奭、漢成帝劉驁時期的朝廷重臣。劉向先後曆任中郎、光祿大夫等職，他忠於漢室，為王莽所不容。他對於劉歆奴顏媚骨的性格和不切實際的野心做過多次批判，但都沒有什麼結果。此番劉向逝世，劉歆失去了唯一的製約，再加上他對自己的推演結果深信不疑。於是，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劉秀，以應天象。同時夢想著，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夠登基九五帝位。
他沒有預料到，這個名叫劉秀的人，天下隻此一家、彆無分號，此刻正在千裡之外的南陽郡掙紮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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