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隨著考古的深入，越來越多中晚唐和五代十國的文物、石碑、墓誌出土，也逐漸翻出了一些東西，有些甚至顛覆了史書記載，也為很多人正了名。
這段時間的社會動蕩，其實跟東漢末年黃巾起義那種社會動蕩，有著本質的區彆。
東漢末年那會，亂是從社會底層開始的，而且真正亂的時間並不長，很快就呈現“區塊化穩定”狀態。
對於社會整體政治經濟結構的改變也不大，如果隻看結果的話，那就是大大加速了門閥世家掌權的進度。
西晉的閃崩不是偶然的，是社會革新不夠的必然產物，所以開國即有暮氣。
但自中唐開始，到五代十國的後周滅亡這段時間。唐宋之交的動蕩是從上層開始的，也就是安史之亂引爆的。社會底層的動蕩，更多的可以稱之為“變革”。
是一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我總結了一下，大體上有這麼幾個方麵的轉變：
一、生產資料所有製的轉變。
中唐以前，是士族地主的大莊園經濟占支配地位，而中唐之後，則是逐漸以庶族地主的莊田經濟占支配地位。
後者的複雜程度，呃，怎麼說呢，要是單看宋代，可謂是集古今之大成，各種歪招毒招奇招妙招都用上了，無所不為其極。
宋代是個妖孽橫行的朝代，其製度體係腦洞之大，堪稱是獨一無二的“逆練神功”，也是一代走完就丟曆史垃圾堆了沒有被繼承下來，我這裡就不單獨拎出來說了。
莊園經濟與莊田經濟一字之差，內涵大不相同。
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屬於“三位一體”複合型小王國。莊園主作為士族代表，既是高官（或家人是），也是私軍頭目，同時還是地主。
其中的佃戶多半是朝廷賬冊上的黑戶，平時為佃戶，戰時為私軍。生是莊園主的人，死是莊園主的魂，子孫後代都無法脫離莊園。
而莊田經濟，佃戶的人身依附關係，大大弱於前者，佃戶不想跟地主混了，可以換按照契約在彆家混。地主無法再像從前那樣，隨便呼號一番就能糾集起一支大軍了。
二、社會基礎的改變
跟上麵一條互為表裡。
中唐以前，是貴族社會。唐宋之交，是貴族政治解體，庶族寒門政治上位。
社會結構，從以前的大貴族大特權，逐步解體為“勢官地主”。
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詞，大概還算貼切吧。
“勢官地主”逐步通過科舉為紐帶實現人才更迭，構建政治關係網達成的。
科舉本身的核心問題，其實不在於是否公正，而是在於科舉並不能培養人才。
它隻是篩選人才的。
而從前的貴族政治，士族有大量資源，可以培養真正的複合型人才。反而是進入庶族寒門政治後，人才在數量極大提升的情況下，質量嚴重下降，特彆是偏科得很厲害。
這與封建時代“精英政治”的路線相悖。兩宋的糟糕案例不勝枚舉，這裡就不展開說了。
正因為人才數量太多，質量又不太行，所以才不得不“降低”考試難度，要不然就選不出人了。
沒錯，唐代後麵的科舉其實比貴族培養人才要簡單太多了。未來逐步走向八股文，逐步走向僵化，恰恰是為了降低難度而設，是時代的選擇。
我不是在借古諷今，而是這些問題直到今天，全世界範圍內也找不到標準答案，都是一直在摸索。我可以拍著胸脯說美利堅這方麵也是純純辣雞，給唐宋的古人提鞋都不配，搞個“快樂教育”還儘出幺蛾子。
解決不好就是解決不好，我沒有苛責古人的意思，這些問題就一直撂在那邊。
三、經濟結構的轉變
唐宋之交，商品經濟的作用大大加強了，小農經濟的基礎上，商品經濟發展迅猛，深刻影響了社會構成。
不知道是不是多了一個“朝不保夕”的概念以後，這段時間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轉變。
中唐以後越發展到後來，租賃，借貸的概念越發深入人心，最後甚至已經到了“無所不貸”的地步。
比如說，某節度使在汴州有田，但他在河北擔任節度使，無法管理田莊。
於是他將汴州的田地租賃給汴州本地的商賈，然後商賈每年（或者每個季度，半年）給節度使大人一筆錢。
同時商賈又將節度使大人的田，租賃給一些比較有實力的自耕農，或者本地小地主。
而小地主，又是二把刀，繼續將土地租賃給更窮的佃戶，直接賺差價。
節度使卸任後，租賃合同便很可能會發生轉變（但絕對不可能被前任承租的商賈所貪墨）。
由此造成土地流轉速度極快，幾乎就沒有什麼“百年地主”這樣的概念，三十年就要換幾茬。
這在中唐以前，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再比如說到了北宋的時候，某女若是當了一般人家的小妾，她要跟主人簽協議，陪睡多少年，孩子歸誰，續約怎麼續，遣散費怎麼給。
等同於“租賃時間和身體”。
真要概括一下的話，這段時間便是經濟逐步從貴族下沉到基層，而基層驟然間又沒有那麼大的購買力，於是便產生了很多奇特的社會現象。
四、社會風氣的轉變
從開放轉向保守，這個你們都懂，我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