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亥今天即位而明天射殺人，把忠心勸諫者稱謂誹謗，商議國家大事稱謂妖言，把人命看得和野草一樣。難道隻因為胡亥天性凶惡嗎？是因為趙高教胡亥的內容不是正道的緣故。
俗語說“前車覆，後車誡。”意思是前人的挫折，可作後人的鑒戒，秦朝之所以急速滅亡，車子行駛的痕跡是可以見到的；然而不避開，是後車又將要覆滅。
天下的命運，懸係於太子一人，想要太子儘善儘美，在於早早曉諭教誨與挑選賢人陪伴在太子左右。童心沒有泛濫而先曉諭，則教化容易成功；使太子知曉仁義道德的要旨，則是教育的功效；如果太子長年累月，潛移默化習慣了良好的平行，則是左右的職責所在而已。
北方胡人、南方粵人，剛出生哭聲相同，吃奶的欲望和嗜好也沒有什麼不同；等到長大成人而習俗不同，語言不同，很多次進行翻譯而不能互相交流，有的人即使死而不願意到對方那裡生活，則是教育習慣形成這樣的。
臣所以說挑選左右早早曉諭教育是當務之急。教育得當而左右人都正直，則太子也正了，太子正而天下安定了。
《書》說“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意思是一個人有福運，許多人都因此而受福。教育太子是當前的重大事情。
人的智力，能認識已經發生的事，不能認識將要發生的事。禮的作用在於將某一行為製止在它發生之前，法律則是對已發生的行為進行懲罰。所以法律的作用明顯，而禮的作用卻難以覺察。用慶賞來獎勵善行，用刑罰來懲治罪惡，先王推行這樣的政治，堅定不移，實施這樣的政令，準確無誤。根據這一公正的原則，政治才能像地載天覆一樣無偏無私，怎麼能說先王不使用慶賞和刑罰呢？然而，人們一再稱讚的禮，最可貴之處在於能將罪惡斷絕於未形成之前，從細微之處推行教化，使天下百姓日益趨向善良，遠離罪惡，自己還沒有覺察到。孔子說“讓我斷案，我與彆人沒有什麼不同，如果說我有什麼獨特的見解，那就是推行仁義，使訟案不再發生。”為君主出謀劃策，不如首先確定選擇什麼拋棄什麼，取舍標準一旦在心中確定，相應的安危後果就會表現出來。天下安定不是一天就能實現的，天下危亡也不是一天促成的，都是日積月累漸漸形成的，因此，不可以不觀察它的積累過程。君主所積聚的治國方法，在於他選擇什麼，拋棄什麼。選擇禮義方法治國的君主便積聚禮義，選擇刑罰治國的君主便積聚刑罰。刑罰積聚到一定的程度，百姓就會埋怨而背叛君主，禮義積聚到一定程度，百姓就會和睦而親近朝廷。所以，君主想要百姓善良溫順的願望是相同的，隻是用來使百姓善良溫順的方法不同，有的用道德和教化進行引導，有的用法令進行懲罰。用道德和教化進行開導的，隨著道德和教化的深入人心，民風就會和樂；用法令進行懲罰的，法令使用到極點，民風就會令人悲哀。哀樂的感受，便是應驗禍福的東西。秦始皇想尊奉宗廟安定子孫後代，這與商湯王和周武王是相同的，但是，商湯王、周武王廣泛推行德政，他們建立的國家得以保存了六七百年；秦始皇統治天下隻有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這裡沒有彆的原因，就是因為商湯王、周武王決定取舍很慎重，而秦始皇決定取舍不慎重。國家政權好比一個大器物，現在有人安放器物，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便安全，放到危險的地方就危險。治理國家的道理與放置器物沒有什麼不同，關鍵就在於天子把它安置在什麼地方。商湯王、周武王把天下安置在仁、義、禮、樂之上，因而恩德滋潤天下，禽獸蔓延，草木富饒，四方蠻夷都受到恩惠，王位留傳子孫數十代，這是人所共知的。秦始皇把國家安置於法令、刑罰之上，德和恩沒有一樣，因而怨恨充斥天下，百姓憎惡他如同對待仇敵一樣，幾乎禍及自身，子孫被滅絕，這是天下人有目共睹的。這不是充分證明了取舍不同後果就明顯不同嗎？有人說“要判斷某人說的話是否正確，一定要觀察他所說的事實，那樣，說話的人就不敢胡言亂語了。”現在，假如有人說，治理國家，禮義的作用不如法令，教化的成效不如刑罰，君主為什麼不拿商朝、周朝、秦朝盛衰興亡的事實給他看呢？
君主的尊貴，就好像宮殿的廳堂，群臣就好像廳堂下的台階，百姓就好像平地。所以，如果設置多層台階，廳堂的側邊遠離地麵，那麼，堂屋就顯得很高大；如果沒有台階，廳堂的側邊靠近地麵，堂屋就顯得低矮。高大的廳堂難以攀登，低矮的廳堂就容易受到人的踐踏。治理國家的情勢也是這樣。所以古代英明的君主設立了等級序列，朝內有公、卿、大夫、士四個等級，朝外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下麵還有官師、小吏，一直到普通百姓，等級分明，而天子淩駕於頂端，所以，天子的尊貴是高不可攀的。俗話說“欲投鼠而忌器。”這是個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們怕砸壞器物都不敢扔東西打它，更何況那些接近皇帝的尊貴大臣呢！君主用廉恥禮義來約束正人君子，所以對大臣隻能命令他自殺而不對他用戮刑。因此，刺額、割鼻子等傷殘肢體的肉刑都不施加到大夫以上的官員身上，因為他們離君主不遠。按照禮的規定臣子不能察看為君主駕車的馬匹年歲大小，用腳踢了為君主駕車的馬所吃的草料，就要受到處罰；見到君主用的扶幾和手杖就要起身；在路上遇到君主的輦車就要下車恭候；進入宮殿的正門就得小步快走；對於君主的寵臣，即使犯了罪，也不對他施加殺戮之刑，這是尊敬君主的緣故。這樣做是為了及早防止臣下對君主有不敬行為，是為了尊重大臣，勉勵他們保持節操。現在從諸侯王、列侯到三公等高級官員，都是天子理應鄭重地以禮相待的人物，相當於古代天子所稱的伯父、伯舅，而如今卻使他們與平民百姓一樣接受刺額、割鼻、剃須發、剁腳、笞打、辱罵、斬首示眾等刑罰，這樣不是正如廳堂沒有台階一樣嗎？遭受殺戮的人不是太接近皇帝了嗎？不講廉恥倫理，那些手握大權的大臣，不是會雖處於朝廷之上卻有像刑徒罪隸那樣無恥之心了嗎？至於秦二世被殺的望夷官事變，秦二世親近被判重罪的趙高，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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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聽說，鞋即使新鮮，也不能放在枕頭上，帽子即使破舊，也不能用作鞋墊。如果一個人曾經擔任過高級職務，天子曾經對他以禮相待，官吏和百姓曾經對他俯地叩首表示敬畏，如今他有了過失，陛下下令免去他的官職是可以的，叫他告老還鄉是可以的，叫他自殺是可以的，殺了他也是可以的；如果讓人用繩子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罰他做官府的刑徒，主管刑徒的小吏可以對他責罵笞打，這些都是不應該讓百姓見到的。如果卑賤的人都知道達官貴人一旦犯罪被處刑，我也可以對他進行淩辱，這是不利於訓練天下百姓遵守禮義，不利於提倡尊重高官、優待顯貴的。天子曾經以禮相待的、百姓曾經以為榮耀的官員，死了便死了，卑賤的人怎麼可以如此侮辱他呢！
豫讓曾經侍奉中行君，智伯討伐並且滅掉了中行，豫讓轉而侍奉智伯。等到趙襄子消滅了智伯，豫讓用漆把臉塗黑，口吞木炭來改變自己說話的聲音，一定要報複趙襄子，試了五次都沒有成功。有人問豫讓，豫讓回答說“中行把我當普通人對待，我便以普通人的身份侍奉他；智伯把我當國士對待，我所以用國士的身份回報他。”原來是同一個豫讓，背叛君主而侍奉仇敵，行為像豬狗一樣，後來忠君守節，作出烈士的行為，這是人主使他變成這樣的。所以，如果君主像對待犬馬一樣對待大臣，大臣便會自比犬馬，如果君主像對待官員一樣對待大臣，大臣也就會把自己當作官員，如果臣子玩弄手段而沒有恥辱之心，沒有誌氣，喪失節操，缺乏廉恥觀念又不注意加以修養，苟且偷生，則會見到利益便去搶占，見到好處便去奪取。當主上衰敗的時候，便乘機襲取主上的財產、地位；當主上有憂患的時候，卻漠不關心，袖手旁觀；當有對自己有利的地方，便欺騙主人，以出賣主人的利益來謀取好處。這樣怎麼會有利於人主？群臣人數眾多，而主上人數最少，錢財、器物、職業等各方麵的事情都得依靠群臣掌管。如果群臣都無廉恥之心，都苟且偷安，那麼，主上最憂慮。所以古代禮不施加於百姓，刑不施加於大夫，目的是為了勉勵寵臣保持氣節。古代大臣有因為不廉潔而被罷免的，不說他不廉潔，而是說“簠簋不飾”；有犯了汙穢淫亂，男女雜居罪行的，不說他淫穢，而是說他“帷薄不修”；有因為軟弱無能，不能勝任職責而被免職的，不說他軟弱無能，而說他“下官不職”。所以顯赫的大臣確實犯了罪，也還不直接點破他所犯的罪過，而是換一種委婉的用辭，為他避諱。所以那些受到了君主嚴厲譴責、嗬斥的大臣，就身穿喪服，帶著盛水的盤和佩劍，自己來到清室接受處置，君主並不派人去捆綁牽引他。其中犯有中等罪行的，得到了判決罪名就自殺，君主不派人去斬下他的首級。其中犯有大罪的，聽到判決旨意之後，就麵向北方叩拜兩次，跪著自殺，君主不派人去揪著他的頭發按著他的頭斬下首級，君主還對他說“你自己犯有過失，我對你是以禮相待的。”君主對群臣以禮相待，群臣就會自我激動，君主以廉恥約束臣子，人們就會重視氣節品行。如果君主以廉恥、禮義對待臣子，而臣子卻不用氣節品行報答君主，那麼他就不像個人了。這種習俗蔚成風氣，那麼做臣子的就會隻為君主而不顧自己，隻為國家而不顧家庭，隻考慮大家的利益而不顧個人私利，見到有利益而不輕易沾取，見到危險也不輕易回避，全都按禮義的要求辦事。君主提倡這種精神，所以宗族重臣就會真心地為維護宗廟而死，司法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國家而死，輔佐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君主而死，看守監獄和守衛邊疆的臣子就會真心地為國家的安全而死。說聖明的君主都有金城，就是用金城來比喻這種誌向。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死，所以我應該與他同生；人家尚且願意為我而不顧安危，所以我應當與他共存；人家尚且願意為我冒著危險，所以我應當與他都得到安全。人人都隻考慮自己要做的事情合不合道義，而不去考慮能不能獲得利益，堅守氣節而尊重大義，所以君主可以委托臣子掌管治國大權，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太子托付給大臣輔佐，這就是推行廉恥，提倡禮義帶來的結果，這樣做君主並沒有喪失什麼啊！放著這樣的事情不做，卻長期實行戮辱大臣的錯誤辦法，所以說，這是值得深深歎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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