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哥帶著的人，先是悄悄地在杭州城做了一番功課，最後才果斷出手，一舉將胡濤緝拿歸案，立即馬不停蹄地帶著人儘快趕回義烏。
“老爺，老爺，大郎被人抓了！”胡濤的跟班率先跑回去報信。
“什麼？何人如此大膽？”胡宗哲大驚之下，還是保持了他慣有的謹慎。
“說是義烏縣衙的捕快！拿了義烏縣的捕文。還有，還有……”報信的人正在努力地回想。
“還有什麼？”胡宗哲不相信小小的義烏縣敢動他的兒子，立刻明白這個“還有”才是關鍵。
“……好像說是什麼什麼東南，海事院的人！”
“東南海事院？！秦剛！”胡宗哲立刻感到了一絲寒意。
“老爺，他們現在走不了多遠！應該還出不了杭州城的範圍，我們趕緊派人去把大郎救回來吧？”手下人急著催促他。
“慢著！既然是有海事院的人插手，這義烏知縣敢下捕文，說明他們對大郎這事是有了證據。我們貿然出麵，彆把自己牽連進去了！”胡宗哲果然是老謀深算，一下子看到了關鍵。
“可，可是，大郎就不管了嗎？”
“大郎的事，不需要我出麵。他們不是想來碰私鹽的案子麼？我就要讓他們後悔踩進了這裡麵來。這樣子，你通知鹽場那裡的人，說義烏那邊想要查禁私鹽，大郎被他們抓過去了，要想大家都沒事，他們應該明白該怎麼做。”
“小的明白。隻是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嗎？”
“要做點事的，你再替我送一封信給義烏的岑知縣，請他放心地依法審理、秉公辦案，我那逆子如果確實有違王法，自當接受懲罰，本官也會向皇上遞折請罪！”
“啊？這個……哦！高！老爺這一手果然是高！”
虎哥在將胡濤押回來的路上，就察覺到有些不太正常。雖然一路上都會有人緊緊地跟蹤，但是這些人卻又沒有任何的舉動，而他為了保證押解順利，也沒有輕易去對跟蹤的人采取行動。一直等到順利地進入了義烏境內，那些人才離開。
回到了義烏，對於胡濤的審訊並不是特彆地順利。畢竟他是胡宗哲的兒子，虎哥他們也沒有一上來就動刑，結果這小子傲氣地什麼也不說，對於沈大等人的證詞一概不認。
正當虎哥向秦剛彙報了這些情況，想問問可不可以對他開始動刑，以煞煞他的氣勢時，岑穰卻火急火燎地趕來“徐這，徐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鹽民要起亂子了！”
“莫急，慢慢講！”秦剛出言穩住岑穰，然後才問，“哪裡的鹽民？起的什麼亂子？”
“是越州，越州的鹽民聚眾前往義烏，還給我們縣衙遞交了他們的請願書！”岑穰先是遞過來了一封書信，才稍稍喘息了兩下，再細細地把前因後果講來。
宋時兩浙路的鹽民甚眾，不僅在東部沿海的秀州、明州、台州、溫州等地廣泛分布，就在偏西的越州、杭州也有大麵積的鹽場以及相應的鹽民人口。
朝廷嚴格的鹽政，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
主要原因便是鹽民眾多，官府人手與力量根本就不夠。
於是，鹽政官吏便將鹽民根據出產能力分為了上中下三級，針對上等鹽戶，由於他們壟斷了大部分的生產資源，也是向官府輸納鹽產的主力，於是便與他們合作，由他們去管理其餘的中下等鹽戶。
這些上等鹽戶，便成了鹽頭，相當於沒有正式官職的鹽業事實管理者。
在壟斷的資源下，鹽頭們一麵與朝廷的鹽官合作，共同瓜分鹽業專賣製度下的巨大利潤原先的鹽業政策下，朝廷會向鹽戶定期支付一定的購鹽本錢甚至是出產獎勵。但是，這些費用便就被鹽頭與鹽政官員合起夥來進行了貪汙瓜分。
另一方麵，這些鹽頭還會與鹽政官員串通一氣，公然走私販鹽，並一同分享私鹽所產生的驚人利潤。
所以，在胡濤所架構的浙西私鹽販運網中，杭州與越州的鹽頭，同樣是核心參與者。
胡宗哲讓人傳遞的消息就是義烏縣得到了東南海事院的撐腰，想要借著查處胡衙內私鹽一案，要對杭州與越州的鹽頭們進行清理與重罰。這事該怎麼辦，就讓他們自己琢磨去了。
其實，自古以來的統治者並不太害怕真正的農民起義。
想一想就能明白原因，多數農民之所以一直貧困潦倒，除了外在地主與官府的壓迫原因之外，多半還是因為自己的膽小與懦弱。以至於即使是到了最後因為實在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但他們依舊擺脫不了根本的軟弱特征，聚在一起也不過是烏合之眾，但凡訓練有素的官兵一來，大多都會迅速鎮壓平定。
但是如果是鹽民起義，則完全不同了！
鹽民群體本身就是一個縮小的江湖社會，為了加強控製這些人，處於頂層的鹽頭往往都會以家丁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這些家丁除了用來威懾與鎮壓中下等鹽民之外，平時還會經常參與到同行不同勢力間的地盤與資源爭奪中，算得上是身經百戰，平時官府對他們也是忌憚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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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的起義軍中最強的兩個，王仙芝與黃巢都是鹽販；
而在後世元末的起義軍中數一數二的張士誠，同樣也是鹽販出身。
至於普通的鹽民，要麼是被鹽頭們的故意煽動所欺騙而鼓動起來、要麼就是被鹽頭們的家丁直接脅迫著共同參與，哪裡有什麼自己的想法與訴求。
這次發難的越州鹽民，主要來自於當地錢清場與石堰場這兩處鹽場，核心便是鹽頭們的數百名家丁，另外又裹脅了大幾千名的鹽民。
為了壯大聲勢，一路上對於要求加入的地方流民及地痞也是來者不拒，在經過會稽、諸暨之後，隊伍的人數規模已經超過了萬人。
當然，他們的真正目的並非是造反，而是想通過這種示威性的舉動，逼迫義烏縣衙以及他們身後的東南海事院低頭。
因為在習慣上的認知裡，大宋的地方官員，多是欺軟怕硬，更是害怕這種大規模的近似於“民變”性質的行動，一旦朝廷前來問責，怕是自己的烏紗帽都無法保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