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哥帶著的人,先是悄悄地在杭州城做了一番功課,最後才果斷出手,一舉將胡濤緝拿歸案,立即馬不停蹄地帶著人儘快趕回義烏。
“老爺,老爺,大郎被人抓了!”胡濤的跟班率先跑回去報信。
“什麼?何人如此大膽?”胡宗哲大驚之下,還是保持了他慣有的謹慎。
“說是義烏縣衙的捕快!拿了義烏縣的捕文。還有,還有……”報信的人正在努力地回想。
“還有什麼?”胡宗哲不相信小小的義烏縣敢動他的兒子,立刻明白這個“還有”才是關鍵。
“……好像說是什麼什麼東南,海事院的人!”
“東南海事院?!秦剛!”胡宗哲立刻感到了一絲寒意。
“老爺,他們現在走不了多遠!應該還出不了杭州城的範圍,我們趕緊派人去把大郎救回來吧?”手下人急著催促他。
“慢著!既然是有海事院的人插手,這義烏知縣敢下捕文,說明他們對大郎這事是有了證據。我們貿然出麵,彆把自己牽連進去了!”胡宗哲果然是老謀深算,一下子看到了關鍵。
“可,可是,大郎就不管了嗎?”
“大郎的事,不需要我出麵。他們不是想來碰私鹽的案子麼?我就要讓他們後悔踩進了這裡麵來。這樣子,你通知鹽場那裡的人,說義烏那邊想要查禁私鹽,大郎被他們抓過去了,要想大家都沒事,他們應該明白該怎麼做。”
“小的明白。隻是我們就什麼都不用做嗎?”
“要做點事的,你再替我送一封信給義烏的岑知縣,請他放心地依法審理、秉公辦案,我那逆子如果確實有違王法,自當接受懲罰,本官也會向皇上遞折請罪!”
“啊?這個……哦!高!老爺這一手果然是高!”
虎哥在將胡濤押回來的路上,就察覺到有些不太正常。雖然一路上都會有人緊緊地跟蹤,但是這些人卻又沒有任何的舉動,而他為了保證押解順利,也沒有輕易去對跟蹤的人采取行動。一直等到順利地進入了義烏境內,那些人才離開。
回到了義烏,對於胡濤的審訊並不是特彆地順利。畢竟他是胡宗哲的兒子,虎哥他們也沒有一上來就動刑,結果這小子傲氣地什麼也不說,對於沈大等人的證詞一概不認。
正當虎哥向秦剛彙報了這些情況,想問問可不可以對他開始動刑,以煞煞他的氣勢時,岑穰卻火急火燎地趕來“徐這,徐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鹽民要起亂子了!”
“莫急,慢慢講!”秦剛出言穩住岑穰,然後才問,“哪裡的鹽民?起的什麼亂子?”
“是越州,越州的鹽民聚眾前往義烏,還給我們縣衙遞交了他們的請願書!”岑穰先是遞過來了一封書信,才稍稍喘息了兩下,再細細地把前因後果講來。
宋時兩浙路的鹽民甚眾,不僅在東部沿海的秀州、明州、台州、溫州等地廣泛分布,就在偏西的越州、杭州也有大麵積的鹽場以及相應的鹽民人口。
朝廷嚴格的鹽政,在實際操作中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
主要原因便是鹽民眾多,官府人手與力量根本就不夠。
於是,鹽政官吏便將鹽民根據出產能力分為了上中下三級,針對上等鹽戶,由於他們壟斷了大部分的生產資源,也是向官府輸納鹽產的主力,於是便與他們合作,由他們去管理其餘的中下等鹽戶。
這些上等鹽戶,便成了鹽頭,相當於沒有正式官職的鹽業事實管理者。
在壟斷的資源下,鹽頭們一麵與朝廷的鹽官合作,共同瓜分鹽業專賣製度下的巨大利潤原先的鹽業政策下,朝廷會向鹽戶定期支付一定的購鹽本錢甚至是出產獎勵。但是,這些費用便就被鹽頭與鹽政官員合起夥來進行了貪汙瓜分。
另一方麵,這些鹽頭還會與鹽政官員串通一氣,公然走私販鹽,並一同分享私鹽所產生的驚人利潤。
所以,在胡濤所架構的浙西私鹽販運網中,杭州與越州的鹽頭,同樣是核心參與者。
胡宗哲讓人傳遞的消息就是義烏縣得到了東南海事院的撐腰,想要借著查處胡衙內私鹽一案,要對杭州與越州的鹽頭們進行清理與重罰。這事該怎麼辦,就讓他們自己琢磨去了。
其實,自古以來的統治者並不太害怕真正的農民起義。
想一想就能明白原因,多數農民之所以一直貧困潦倒,除了外在地主與官府的壓迫原因之外,多半還是因為自己的膽小與懦弱。以至於即使是到了最後因為實在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但他們依舊擺脫不了根本的軟弱特征,聚在一起也不過是烏合之眾,但凡訓練有素的官兵一來,大多都會迅速鎮壓平定。
但是如果是鹽民起義,則完全不同了!
鹽民群體本身就是一個縮小的江湖社會,為了加強控製這些人,處於頂層的鹽頭往往都會以家丁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裝力量。這些家丁除了用來威懾與鎮壓中下等鹽民之外,平時還會經常參與到同行不同勢力間的地盤與資源爭奪中,算得上是身經百戰,平時官府對他們也是忌憚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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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的起義軍中最強的兩個,王仙芝與黃巢都是鹽販;
而在後世元末的起義軍中數一數二的張士誠,同樣也是鹽販出身。
至於普通的鹽民,要麼是被鹽頭們的故意煽動所欺騙而鼓動起來、要麼就是被鹽頭們的家丁直接脅迫著共同參與,哪裡有什麼自己的想法與訴求。
這次發難的越州鹽民,主要來自於當地錢清場與石堰場這兩處鹽場,核心便是鹽頭們的數百名家丁,另外又裹脅了大幾千名的鹽民。
為了壯大聲勢,一路上對於要求加入的地方流民及地痞也是來者不拒,在經過會稽、諸暨之後,隊伍的人數規模已經超過了萬人。
當然,他們的真正目的並非是造反,而是想通過這種示威性的舉動,逼迫義烏縣衙以及他們身後的東南海事院低頭。
因為在習慣上的認知裡,大宋的地方官員,多是欺軟怕硬,更是害怕這種大規模的近似於“民變”性質的行動,一旦朝廷前來問責,怕是自己的烏紗帽都無法保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