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佶在河北露麵，為河北百姓帶去了不少歡樂，許多百姓都覺得，這不就是妥妥一個安樂公再生嘛！
有百姓故意問他童貫被殺是何看法，唐斌這才命人阻止，他覺得趙佶肯定還會說些更加無恥的話來，還是不要汙了眾人的耳朵吧。
趙佶在河北的一舉一動，都被唐斌及時送到了王倫那裡。
王倫現在更加確信，為什麼曆史上的宋徽宗、欽宗、宋高宗的表現幾乎如出一轍了，宋徽宗的皇帝之位得來太過於容易，這難免讓他有了許多自信，覺得天命即是如此。
於是他開始貪圖享樂，沉迷書畫，他的一係列表現，足以證明這是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隻管生前眼下，哪裡會管身後事？
在溫室裡待得太久，又任用一批又一批隻會溜須拍馬的奸臣，處處討好，便根本不知道民間疾苦，既沒有這個念頭也沒有任何情願，要換個立場和角度考慮問題。
活該有“靖康之恥”，隻是大約趙佶哪怕被俘，也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自己的女兒、後妃被金人肆意侮辱，他居然在五國城又生了幾個兒子女兒，這樣的人，已經沒救了！
王倫突然覺得，若仍舊跟這樣的廢物置氣，卻顯得自己不夠大度了，似鄭天壽那樣的人，還會自我反省自我拯救，至於趙佶，還是算了吧！
趙鼎已經從嶺南受命歸來，王倫與他交談一番後，發現的確是個人才，便決定讓趙鼎前往江南西路的洪州豫章府出任知府。
荊湖北路改稱“湖北行省”，呂頤浩出任布政司，高可立被調往出任江陵都督府都督，王倫也給二人發布了一道命令，邀洞庭湖的鐘相入京。
早在趙佶上台當了皇帝不久，鐘相就開始在洞庭湖搞事情。他是小商人出身，學了些醫術，便開始模仿摩尼教，結合本土的道教、巫術信仰等，自稱“天大聖”。
鐘相便以宗教為掩護，以大夫為身份，走鄉串鎮，組織百姓秘密結社，互相共濟，並提出了口號，宣稱“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
當初王慶造反，馬靈前往荊湖北路時，王倫便知道了鐘相的事跡，若說這位是一心搞造反，那也不對的，因為趙佶父子被圍困東京城，下令各地勤王時，鐘相曾派兒子鐘子昂領民兵三百人北上。
但很快就被投降後的趙桓一紙詔令勸回，王倫覺得你也不要造反了，我也要搞均貧富，不如來東京城。
他看中了鐘相的組織能力，於是鐘子昂被征入伍，入江陵都督府為軍官，湖北、湖南兩個行省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均田。
故而趙鼎入朝後，鐘相也在前來東京城的路上。
王倫現在梳理朝政，最發愁的還是馬政。大宋爛得一塌糊塗的馬政被推倒重建，京東路改為山東行省，由當初梁山軍組建的濟州馬場，已經改為濟陽府牧馬場，但規模並不大。
段景住負責的河北滄州橫海府牧馬場，規模已經漸漸起來了，常順調到河東路河東行省平陽府牧馬場，皇甫端要負責京畿附近的養馬事務，這樣一來關中還缺一個能管事的人。
似常順和段景住，一個獸醫，一個善相馬，本屬於技術專業人士，被王倫逼著向管理人才轉變，這幾乎是原梁山眾頭領中技術人員們都在經曆的。
關中地區不缺懂馬的人才，但是永興軍路陝西行省、秦鳳路隴南行省的官員們推薦的人選，王倫與皇甫端交談後，都不怎麼滿意。
故而王倫決定讓鐘相試一試，將他從洞庭湖調離，失去了原本的土壤，仍舊發揮他的組織才能，王倫覺得應該是可行的。
中原王朝的養馬地，現如今沒有一處在漢朝手中，燕山三府雖然有些縣城適合養馬，但朝廷缺乏種馬，金國願意與漢朝貿易，卻依舊隻肯賣騸馬。
耶律延禧被生擒後，河東路河東行省與草原諸部也不接壤，被金國攔截在中間，就是想從草原購買馬匹都難。
至於西夏，雖然議和，但對於出售戰馬一事無比堅持，所以王倫發現，最穩定的馬匹來源，就隻剩下秦鳳路隴南行省與青唐吐蕃諸部的貿易了。
宋哲宗時，大宋與吐蕃的軍馬貿易，最盛時一年不到五萬匹，故而王倫給史文恭下了命令明年這個交易額的數字，不能低於五萬。
哪怕史文恭領兵去搶吐蕃的馬匹，王倫都會認下，實在是眼下的漢朝，太缺乏戰馬了。
當初遼國還在時，宋遼兩國貿易的大頭就是各色馬匹，王倫費儘了心思，也不過組建了一支不到萬人的騎兵，再加上繼承大宋的身家，勉強湊了不到四萬騎兵。
戰馬容易受傷，大多數戰馬受傷後就隻能充作馱馬，而大宋馬政自我造血功能喪失，甚至還得靠著與大理國的貿易，用滇馬充當戰馬，軍馬完全靠外貿，隨時隨地被人卡著脖子。
所以王倫很早就出台了政策，鼓勵民間百姓養馬，並給予一定的財政補貼和賦稅減免，又在東京城捏著鼻子“繼承”了趙佶時代就有的女子馬戲隊，並在軍中推廣馬球比賽。
大宋的流行風尚，永遠是從東京城發起，並不斷傳遍天下的。
王倫便一點一點地改變著自大宋以來民間普遍的厭武風氣，引導著尚武精神。僅僅推行軍功爵位製度，是不夠的，還需要朝廷的更多引導。
所以當初蘭州、西安州對黨項的戰事結束後，作為朝廷最新喉舌的《民報》就不斷刊登消息，繪製京觀圖形，印刷之後發放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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