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正是群魔亂舞，各方勢力齊登場啊。”
此時彭剛看著報紙，為兩廣事變做出評價。
5月27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的名義，發出“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通電，打響“兩廣事變”的信號。
6月1日，兩廣宣布，決定命令第一、四集團軍北上抗日，同時籲請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中央領導抗日。6月2日，兩廣通電全國，宣告了兩廣事變的開始。
不僅如此，兩廣方麵還派出代表，分赴山東、山西、陝西、四川、雲南、貴州等省聯絡，同時通告歡迎全國要求抗日反蔣的黨派、團體及有關人士南下，共商抗日反蔣大計。
6月4日，陳濟棠、李宗仁代表兩廣宣布，將部隊要率部北上抗日，“為國家雪曆年屈辱之恥，為民族爭一線生存之機”。同時兩廣部隊也被改名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亦稱“抗日救國西南聯軍”），由陳濟棠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任副司令，開始向湖南進軍。
麵對兩廣名為抗日，實為反對自己的態度，老將是十分惱怒。但是麵對兩廣的步步緊逼，老將一反常態，並沒有調集大軍進行平叛。
是老將改了性子，吃齋念佛了？
其實並不是，原因非常簡單，老將目前兵力不足。雖然老將貴為實力最強，但是當前中央軍的任務也重，其兵力正分散在全國各地。
在南方乘“追剿”紅軍長征之機，對川、黔、康、滇各省分兵駐防，以求軍、民、財等的“統一”。在北方則分出一部兵力進入山西，又在洛陽、潼關一帶駐重兵，督促張、楊“剿赤匪”。這些部隊都不能動，或者說隻能抽調少部分。根據國防部的估算，能用於對付兩廣的兵力，不過十餘萬至二十萬之間。
此時兩廣擁有九個軍，三十多萬的總兵力。而且依靠廣東富饒的財政支持，其擁有海空軍，其中空軍有九個中隊。實力在全國也是可觀的。
可以說，兩廣選擇了一個絕好的時機，正是老將實力的空窗期。
麵對這種軍事占據劣勢的局麵，此時老將政治手段上場了。
首先其通電全國，發起設立“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委員會”於南京，各省、直轄市設分會，縣設支會，蔣任總會長，企圖“以建設求統一”，籠絡人心。
除從政治上對兩廣施加壓力之外，老將還采用緩兵之計外，又派戴笠指揮軍統特務進行反間、收買活動。還宣布在南京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邀兩廣派員出席。
隨後兩邊電文頻發，你一個通電全國，我一個通電全國。可以說，在爭取全國其他勢力的問題上，兩廣與南京爭的不可開交。
同時在兩廣事變中，有一個人的態度非常關鍵，那就是湖南省主席何健。作為在蔣桂戰爭中，擁蔣反桂上位的何健，在這場兩廣事變中的態度一直是模棱兩可。他一方麵是對老將在湖南大肆插手不滿，另一方麵，老將龐大的實力也是其畏懼的。
所以何健采用了鴕鳥戰術，他對兩廣以及南京方麵在湖南的行動都不過問。
既然是事變，那就必然有軍事行動。6月10日早晨6時左右，中央軍搶先抵達了衡陽，比粵、桂軍隊早了三個小時。
衡陽是粵漢鐵路與支線湘桂鐵路的交彙點，也是湖南南部的戰略要地。中央軍占據這裡，就能從容應對兩廣的軍事威脅。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得知中央軍搶占了衡陽之後，兩廣軍隊士氣大泄，尤其是粵軍士氣更是低的可怕。此時，牆頭草何鍵，眼看形勢對兩廣不利，立刻轉變態度，他不應允兩廣軍隊借道湖南，要求其離開。
陳濟棠和李宗仁此時不敢逼迫擁有十多萬湘軍的何健，於是在6月16日令粵桂軍隊撤出湘境內。
在短短十多日內，兩廣就陷入了戰略劣勢，彭剛看的是歎為觀止。
當然後麵的結果，他也知道，陳濟棠被部下餘漢謀倒戈，被迫下野出走香港。李白眼見事不可為，也隻能向老將低頭。
而老將也是見廣西無法分化，也見好就收。
廣東就這樣落入了南京的手中。
當然在這期間，也產生了兩個笑話。
第一是機不可失；在起兵之前，陳濟棠曾卜了一卦，卦中寫著機不可失四字，陳濟棠大喜，認為自己的機會來了。但是沒想到舉兵之後不久，自己耗費巨資打造的空軍大隊在蔣介石的收買下飛往南昌機場，投奔蔣介石去了，以來卦象中的“機”不是時機的機，而是飛機的機。
第二是抗日抗到了日本的援助。在起事前，陳濟棠還積極聯絡日本，作為其外援。日本也是看到中國有爆發內戰的可能，於是積極步槍、平射炮及機關槍給兩廣。後又運來兩批飛機共60架，隨來兩批日籍飛行員共60餘人。隨後又來了日本軍事顧問100餘人，當時分住廣州西堤各大酒店。
他們分赴東江及北江視察工事，還有二三十人視察天河機場。當時，機場人員不知底細，誤為日本人來接收飛機場，不禁嘩然，引起一場虛驚。
當然彭剛如此悠閒的看著兩廣事變。
“師長，有消息了。”
“有什麼消息，陳副師長又發來消息了？”
“不是，是我們查到劉叢雲了。”
“什麼。”
彭剛一下就站了起來，這劉老道就要落入自己手中了。
很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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