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三年八月，肆虐遼東各地半個多月的暴雨終於停歇，天氣又變得乾燥起來。
渾河、遼河暴漲的江水開始消退，大片大片駱·露的河床如巨大的傷口暴露在人們麵前，一起暴露的還有被淹死的動物屍體。
短短數日暴曬後，渾河上下散發出令人作嘔的腥臭，河麵漂浮起大片大片死魚死鼠家畜,越往下流走，浮屍數量越多，最後，在渾河與鴨綠江交彙之處，方圓十幾裡·····宛若人間地獄。
就像劉招孫說的那樣，河神正在接受人類的祭祀。
隻是這樣慘絕人寰的祭祀,不是太上皇想要的。
渾河兩岸稻田淪為澤國，超過兩萬畝剛剛結穗的水稻被淹死,殘餘的青苗隻能給戰馬食用。沈陽通往周邊府縣的十幾條官道全部被洪水衝毀,運送糧草軍械的馬車困在沈陽，謝陽親自帶著工兵，日夜緊急搶修道路，終於在八月底恢複了沈陽與各地的交通。
各地農會在水災中損失嚴重，田畝糧食減產，糧倉貨倉被毀，武定皇帝奉行強乾弱枝的治國理念，地方每年賦稅糧食十之六七都要上繳中央，以保障帝國龐大浩繁的國庫開支。
留給各地的錢糧本來就不多，大部分還要被東征軍帶走，糧食一下子不夠，往日白麵饃饃豬肉燉白菜的大鍋飯很難再吃下去了。
八月初二日，洪水剛退，開原知府盧象升便帶著撫順、鐵嶺、清河等地官員趕來沈陽，向武定皇帝求援，請求朝廷開倉放糧,賑濟各地農會,以免受災百姓餓死。
劉招孫果斷拒絕了盧象升的請求，東征軍糧草猶嫌不足，哪裡還有餘糧給百姓食用，
盧象升乞糧不得，盤桓沈陽，不肯離去，每日隻住在廣積門城洞中（城中會館已被風雨摧毀），風餐露宿,處境艱難。
相比遼東各地可能麵臨的饑荒，武定皇帝還有更棘手的問題亟需解決。
更麻煩的事情是瘟疫。
由於連日暴雨,加之渾河河水倒灌進城,沈陽積水最深時，幾乎淹沒一半城門,連皇極殿都不能幸免。
水麵漂浮著成百上千的家禽屍體,往日繁花似錦的南北大街宛若死域，等洪水退去,街道青石板被淤泥覆蓋，臭不可聞，蒼蠅與烏鴉到處亂飛。
老百姓們都把門窗封死，並非他們具備現代防疫知識,隻是彌漫全城的腥臭味兒實在太難聞,即便三歲小兒也知道，多聞一口便要沾染瘟疫。
武定皇帝令工坊緊急趕製十萬隻簡易口罩，民政官吏們挨家挨戶敲門給百姓發放，這種簡易口罩，其實就是兩層棉布，如果真有瘟疫，估計很難阻攔病毒傳播，它的心理作用要比實際作用更大。同時責令百姓非必要不得出門，若要出門，須提前向保甲報備。
當然，對於在外活動的民政官和維持秩序的鎮撫兵，武定皇帝借鑒歐洲中世紀防疫心得，給他們佩戴一種鳥嘴麵具，這種麵具內部藏有可以淨化空氣的香料和草藥（主要是魚腥草、甘草，小柴胡等），鳥嘴麵具與後世防毒麵具大同小異，在一定程度可以起到病毒防禦功能，隻是因為一副鳥嘴麵具的造價太高，以大齊現在的財力，根本無法全麵推廣。
洪水剛剛退去，戶部便與鎮撫兵聯合，組織大批人手，進入沈陽北邊的七星山，采集艾草、金銀花、柴胡、黃芩、魚腥草、黃精、甘草等藥材。
這些藥材或用作熬製湯藥，給百姓服用，或直接點燃焚燒，煙熏臭不可聞的南北大街。
此外，兵馬司的官員在地勢較高的城北，空出了一大批民房，用來安置可能染上瘟疫的病人。
八月初十日，武定皇帝下詔，所有官員全部居家辦公，全城百姓非必要不得出門，每家所需果蔬柴米，由兵馬司和戶部官員統一配送，就這樣，劉招孫在十七世紀上半葉，在大氣帝國陪都，開始了帝國第一次封城。
穿越者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很多年，見識過各種災害，連超頻版王恭廠大爆炸也沒有缺席，按說早已見怪不怪，可是，太初三年夏秋之交這場大洪水，很多年後回憶起來，還是讓他感覺心有餘悸。
和佛朗西斯科描述的摩西十誡場景一樣，無窮無儘的災難正在不厭其煩的蹂躪這片土地。
七月底，遼南金州接連發生數起農戶集團叛逃事件，不堪重負的農戶在殺死征糧官後，駕駛福船出逃，計劃投奔南明，結果他們乘坐的福船，在接近威海衛時被巡邏的海軍擊沉。
八月，遼西商會三十多人攜款潛逃，被鄭一石派兵追至一片石，全部擊殺。
·······
巨大的壓力下，武定皇帝被迫再次發出罪己詔，向大齊臣民剖明心跡，罪己詔是以小皇帝劉堪的口吻寫的，全文如下
“朕嗣守鴻緒，已有三年，念上帝陡降之威，父皇付托之重，宵旰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南北多警，誅不勝誅，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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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東百姓，日月告凶，一歲旱魃至，二歲蝗蟲生，三年而為澤國，嗚呼哀哉，遼東百姓，何其無辜，而罹遭大難，上乾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者，皆朕之過也·····”
這是武定皇帝平生第二次頒發罪己詔，全文言辭沉痛中懇，充滿負疚懺悔之心。
當然，這些都隻是形式而已，因為劉招孫並不認為他自己有任何過失，他不相信什麼因果報應天人感應。
所有這些隻是為了安撫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