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縣長，我們現在可以開始了嗎？”周永安說著將手放在王海生能看到的地方。陳超則是拿出筆記本開始記錄。
“好，那我就講講我的個人成長曆程。
我是1962年出生，在我兩歲的那年我的爸爸在挖煤時發生礦難死了，我就跟著我媽媽一起生活。
我媽媽家是書香門第，我姥爺是清末的一個舉人，我舅舅也是一個做學問的文化人，我到了我姥爺家就開始學習文化知識，這可能是我在那個時候在發生不幸時的萬幸，因為那個時候想吃飽飯都是一種奢望，何況我還能學習文化知識。我就是在這個複雜而多事的年代慢慢長大。
1977年9月國家恢複高考，我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在學校裡麵上學，一直到了1979年，我參加了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高考，我高考成績還可以，我考上了合省的第一師範大學，我也是這所大學的第一批本科大學生，也正是這一年合省第一師範大學從中專改為本科大學的第一年。”王海生敘述到這裡時，兩個眼睛放著光，透著自豪。周永安沒有打斷他，而是靜靜的聽著他的述說。
“在1982年，我們市教育局到我們學校招收文員，要求就是文筆好，字體漂亮的，因為早期我姥爺就讓我練字，所以那次被選上的是我，我好期待啊，就在學校裡一邊學習的，一邊在等那個去教育局的名額。
但等了一個星期，我都沒等到那個名額，就在我第二年畢業的時候，我才知道我的名字被某個領導的孩子頂替了。
哎，那個時候我很絕望，不知道如何麵對？但是麻繩專挑細處斷，厄運專找苦命人，我的媽媽在外出乾活的時候，被一輛貨車給撞死了，但是他們賠了我們500塊錢。是不是人命很便宜？一條人命就值500塊錢。”王海生說道這裡已經淚流滿麵。
周永安看著拿了一張紙遞給王海生，王海生接過手紙擦了一下眼淚，繼續說著。
“那個時候的師範大學是包分配，我被分配到鄉裡的一個中學教初一，哎，還是那個時候好啊，在學校裡，沒有太多的勾心鬥角，隻有安穩的教授學問。”
“沒有想到我的美好生活在1983年底，我遇見了我生命裡的那個她，就是我的妻子李秀梅。
我們1984年初，在我舅舅和舅媽的見證下，我和李秀梅喜結連理，因為李秀梅是因為他父親的事情被下放到我們老家那邊，所以我們結婚時沒有收到他父親母親祝福，遇到喜事總是成雙入對的，兩個月後明李秀梅懷孕了，她爸爸的事情被平反，恢複名譽和職務，他就回魯省臨市當組織部部長。
第二年初，我和李秀梅的第一個孩子王裕昌誕生了，我高興的很，跑到姥爺和我媽媽的牌位前哭了一場，發泄了自己的懷才不遇。
就在1986年6月，我老婆帶著我兒子去看我的嶽父嶽母，我嶽父利用自己組織部部長的權力，把我從合省調到臨市教育局當科員，我兢兢業業的乾工作，每天我都早早到單位打掃衛生，打好熱水，領導要寫總結我就加班給領導寫總結，領導說要給市報社投稿，我就署上領導的名字送到報社，但是每到提升的時候就沒有我的機會，因為沒有人知道組織部部長是我的嶽父。
那一天，我就在嶽父家吃飯的時候說了一句想換工作，我嶽父想了想，給我夾了一片藕片放到我的碗裡，然後笑了笑，第二天我就被調到鎮中學當了副校長，那時候我才知道我嶽父已經把我的資料改成正科級辦事員。
從那天開始，我就想著法子往上麵爬，我用了兩年就當上了校長，當上校長後，我就努力改善學生的學習環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兩年後因為我的工作成績突出，我當上了城明鄉鄉長，當了兩年鄉長，轉為黨委書記，這時候我已經36歲啦。
就在我嶽父要退的時候，他有把握調到外縣的縣委組織部，擔任組織部部長，那個時候組織部長是副處級。但是我不滿足止步於此，就開始找關係，他們是我嶽父在任的時候給我積累的，那個時候我開始每天陪領導喝酒，打牌，釣魚，反正是領導喜歡什麼我就有什麼愛好。”王海生說著，伸出右手向周永安要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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