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諤，字士恢，趙郡南和人，北朝到隋朝大臣。初仕北齊，授予中書舍人，進入北周，出任天官都上士，交好丞相楊堅。隋朝建立後，曆任比部侍郎、考功侍郎、治書侍禦史，受封南和縣伯，病逝於通州刺史任上。
李諤，學問廣博，能寫文章，仕於北齊，任中書舍人，能言善辯，常常接待應對陳國的使者，北周武帝平定北齊，任天官都上士。李諤見隋文帝有帝王的誌向操守，與之結交甚深，文帝為丞相時，待李諤十分親近，向李諤詢問得失。當時，天下屢有戰亂，國家財物浪費很多，李諤上《重穀論》來諷諫，文帝采納了李諤的建議。
隋文帝受禪繼位，李諤任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李諤性格梗直方正，明達時務，升任治書侍禦史，文帝對群臣說“朕當初任大司馬時，常常請求在京城之外任職，李諤陳述十二條計策，苦苦勸阻，不許朕任外職，朕就決意留在朝中。如今這樣的事業，全靠李諤的力量。”賜給李諤財物二千段。
李諤見禮教凋零破弊，公卿死亡之後，子孫就將其愛妾侍婢嫁出賣掉，形成了一種風俗，就上書說“臣聽說追慕遠風，慎待其終，人們的德行歸於淳厚，三年不要改變，才能稱之為孝。如今聽說大臣之中，有的父祖亡故之後，時間不久，子孫無賴，就將其姬妾，嫁賣出去換取錢財。有一人這樣做，就實在有損於風俗教化。妾雖然卑賤，但因親自承接父祖衣履，應服重孝三年，這是古今慣例。豈能容許立刻脫去孝服，強行傅施粉黛，泣辭於靈牌之前，送付到他人室中？凡是見到這種情況的人，尚且傷心，何況作為人子，豈能忍受這些！還有一些朝廷重臣，職位聲望都很高貴，平生交友，情如兄弟。等其亡沒之後，就遠如路人，早上聽說舊友死訊，晚上就規勸其妾，方便時就嫁出去，以得人求聘為限。沒有廉恥之心，背棄朋友情義。而且居家處理事務，可以移於官場，既然不能糾匡私欲，怎麼能夠讚助政務？”文帝觀覽李諤的上書而嘉獎他，五品以上官員的妻妾不許改嫁，從此開始。
李諤又因當時文章崇尚輕薄，流宕忘返，上書說“臣聽說古代聰明的帝王教化百姓，必定改變其聽到和看到的東西，防止其嗜好和欲望，堵塞其邪惡放蕩之心，指示一條淳厚平和的道路。五教六行，是訓導百姓的根本；《詩》、《書》、《禮》、《易》，是進入道義的門徑。故而能夠家家孝順慈愛，人人知道禮儀謙讓，匡正民俗，調理風俗，沒有比這個更重要的了。有上書獻賦，製訁來鐫銘的，都用來褒揚德行，述說賢哲，標明勳業，論證事理。隻要不是責罰和獎勵，就決不是徒勞無功。
“下及後代，風俗教化漸漸衰落。魏國的三祖，更加崇尚文詞，忽略君主的大道理，喜好雕蟲小技。下麵的人跟從上麵的人，就像影隨形響應聲一樣，爭相顯示文采，於是就形成一種風俗。江左齊、梁，這種弊病更為厲害，不論貴賤賢愚，隻是務求吟詩詠賦。於是又丟掉了理而保存了異端，追逐虛無微末，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超不出月亮露珠這些形象，積案盈箱，隻是風和雲之類的景物。世俗用這些比較高下，朝廷要根據這些選拔官員。功名利祿之路既然已經開通，愛好崇尚之情就更加篤實。於是，閭裡老少，貴遊子弟，還不知道天乾地支，就先撰寫五言詩。至於羲皇、舜、禹的典章，伊尹、傅說、周公、孔子的學說，就不再關心，何曾聽得進去！把高傲放誕看作清高虛無，把抒發情感作為勳業功績，指責儒者的品德操行是古樸笨拙的，借助詞賦而成為人格高尚的人。所以，文章日見繁多，政治日益混亂，確實是因為放棄了大聖的楷模，造成了把無用的當作有用的局麵。丟棄根本，追逐末節，遍布整個華夏境內，互相學習效法，時間越久就越加盛行。
“大隋承受天命，聖道始興，罷黜浮豔的文詞，遏止華麗的偽飾。不是胸藏經典，懷抱樸質，誌存於道，心依於仁，就不能成為官員，側身官吏之列。開皇四年584，頒詔於天下，公私文章翰墨，都應據實而錄。這一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交付有司追究其罪。自此以後，公卿大臣都明白了正道，沒有人不仰慕古代典籍，放棄華豔綺糜，選擇古代帝王的好典章，行大道於當世。
“如今聽說邊遠州縣，依然繼承那種凋敝的世風，選擇官吏，舉薦人才，不遵循法典規則。宗族同黨稱讚其孝順，鄉裡歸於仁愛，要學習就一定學習古代典籍，交往而不隨隨便便的人，就被摒斥在門外，不加錄用；學習不依據古人，追逐世俗，隨從時議，寫輕薄浮豔的文章，結交朋黨而追求名譽的人，就選拔為官吏，舉薦到朝廷。大概是因為縣令、刺史不推行風化教育，還夾雜私情，心裡沒有公道。臣既然忝居憲司，就應儘糾察之職。如果聽到風聲就彈劾，恐怕要有很多人觸犯刑律。請求勒令有司，廣泛加以搜求尋訪，如有這樣的人，就陳述情狀送達憲台。”
李諤又因為做官的人喜好自高自大，再次上書陳說其弊端，請求加以糾罪貶黜，以懲戒風範，隋文帝把李諤前後的奏章頒布天下，四海之內都趨於風教，深刻地革除了弊端。李諤任職數年，務求存其大體，不崇尚威嚴剛猛，因此沒有剛正的美譽，而是心存匡謬糾正的誌向。
邳國公蘇威認為臨近官道的店家，乃是求利之人，從事的行業卑汙雜亂，不合乎重農的道理，於是就奏請減少，將店家遣歸家鄉務農。有人願意依舊開店，就在他們所在的州縣，附錄於城市的戶籍，仍然命令他們拆去原來的店鋪，遠離官道，限期辦理。時逢寒冬，沒有人敢於訴說。李諤因出使彆的地方，見到他們這樣，認為農民和工人各有其業，各自依附所安之業，行旅中的店鋪和集市上的酒樓，自古以來就不一樣，就是附屬於城市戶籍，在道理上也行不通。況且，臨道店鋪是行旅的依托，豈能容許一朝廢除？拆除臨道店鋪，白白勞動擾亂百姓，不合於事理。就擅專裁決，令一切依舊。出使回京到了朝堂，然後才奏知文帝，文帝認為他處理得很好，說“體察國家的大臣，應當這樣。”
後來，李諤因為年紀大了，出京任通州刺史，甚有德政，人們都心悅誠服，卒於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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