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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羽組從1982年起創造的許多成就與許多行為都是對科研水平停滯不前、院內改革搖擺不定的中科院數學所甚至整個中科院的猛烈打擊。
當我從家裡人那裡獲悉,楊樂委員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學者在研究所內對著其他老人發火的時候,我很難想象那樣的場麵——中科院內的學部委員之間竟然也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
——薛若琳,19831118】
實際上,夏希羽並不完全清楚的是從新中國建國開始到改開前夕,“七十二條”、“高教六十條”、“科研十四條”在內的約六十個科技人才政策,並沒有在全國範圍內改變對知識分子的總體敵視態度,再加上在此期間完全不存在的流動政策,更是已經積蓄了不少矛盾。【1】
與此同時,在101novel.com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各發達國家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彆從101novel.com世紀初的10提升到50至70,而中國科學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從1952年至1957年的2778,下降到1965年至1976年的412。
麵對國家最重要的科技發展戰略基地的中科院,如何讓它服務於經濟建設已經成為其上級們的關注重點。【2】
因此,即使這朵烏雲不存在,作為中國科研體係領軍者的中科院,在組織和行政方麵的一些不完善之處也逐步顯露出來——
比如,中科院和相關各方都認為1981年將學部定位為學術領導機構是沒有異議的。
然而,“以學部委員大會和主席團為最高決策機構”增加了中科院領導層次的複雜性和決策難度,難以快速因應國家改革發展的形勢,確有改進的必要。
比如,學部委員主席團(以下簡稱學部團)的職責十分重要,但由於主要領導調任其他單位因而使其中科院的領導工作變成兼職等原因,它實際上很少活動。
再比如,負責各學部經常性工作的學部常委,職責重大,工作繁重,而不少學部常委年事已高,身體吃不消,履職困難。【3】
又比如,在1981年5月的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時,還進行了對“院士問題”的討論。
期間,蘇步青提出“我國應該有院士製,院士應有點權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學部委員,與學部的工作結合起來。”,土力學家陳宗基也說“應當搞院士製,這是國家的榮譽問題。”
而地震工程學家劉恢先委員則反對兩人的意見,接著數學家李國平也表示了批評。
然而,即使是在這次大會的最後一天送到大會的一封重要信件,也沒有促使中科院加快決斷“院士問題”。
此後,由於學部委員之間對“院士問題”爭論不休,院士製度再次被擱淺,學部委員稱謂仍繼續沿用至今。【4】
基於上述諸多原因,自此次學部委員大會之後,此時的學部團已連續近18個月沒能開會。
而科學院的乾部任命、規劃等,涉及人、財、物的重大事項,卻都要通過它決定。
於是,中科院內的相當一部分科學家們已經對現狀很不滿意一邊是學部也是由科學家們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另一邊,各學部的相關職能部門很難運行。
這直接導致了學術難抓,行政管理也難抓的局麵,堪稱“兩手都想抓,兩手都不硬”。
由於學部委員大會的議程涉及到《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樣修改,因此這絕不是可以一筆帶過的小問題。【5】
與此同時,隨著院士問題開始在科技教育界征求意見,特彆是在學部委員中征詢意見,更多的人傾向於將所有的學部委員轉為院士。但在如何處理學部委員和院士的關係方麵,此時仍舊沒有定論。【6】
麵對上述現實困境與外在壓力,中科院並沒有完全躺平。
早在辦院方針等重大問題還在討論之時,中科院在1982年就已先行啟動了一些改革措施——首先就是於1982年3月2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科學基金委員會。
此時它還不是一個麵向全國、僅有小部分的項目申請來自於中科院的基金,直到1984年才率先成立了麵向全國的科研基金。【7】
另外,科學基金製在中科院試行之初,就以“專家評審,擇優支持”為特征,即明確了“誰來評”和“評什麼”的問題。但由於同行評議處於先行先試階段,關於“如何評”的工作規範較為簡單。【8】
然而,希羽組研究所很清楚一方麵,此時國內的大多數期刊都沒有同行評議,因此上述科學基金的同行評議實際上還沒有建立起相對規範和完備的同行評議係統;【9】另一方麵,由於此時的中國整體科技水平相對較低,以及同行評議中人情因素的影響等原因,同行評議遠沒有做到客觀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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