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瓦蒂埃是個出色的預言家，正如他預言的那樣，事態發展很快。我們都知道，從厄爾巴島返回巴黎，這種非同尋常、奇跡般的東山再起，非但史無前例，恐怕也後無來者[1]。
路易十八對這一迅猛的打擊隻是軟弱無力地抵擋了一陣，他不相信民眾，對事態的發展也就失去了信心。王朝，或者說他剛剛重建起來的君主政權，本來就基礎不穩，搖搖欲墜，拿破侖隻消一揮手，整個這座建築——陳舊的偏見與嶄新的觀念的畸形混合體——就轟然倒塌了。維爾福從國王那兒得到的隻是感激——它眼下不僅無用，甚至還很危險——和一枚四級榮譽勳章，這枚勳章維爾福很識相地沒有佩戴，儘管德·勃拉加斯先生遵照國王的吩咐，派人小心翼翼地把榮譽勳位證書給送來了。
諾瓦蒂埃憑著他所冒的風險和所出的力，成了百日王朝煊赫一時的人物，沒有他的保舉，拿破侖肯定要免去維爾福的職位。這位一七九三年的吉倫特黨人、一八○六年的參議員，正如他所許諾的那樣，保護了這個不久前保護過他的人。
帝國正在還魂，不過它的再次傾覆也不難預見；這段時間裡，維爾福的心思全都用在把唐戴斯當初險些兒透露出去的秘密掩蓋得嚴嚴實實。
隻有王室檢察官被免了職，因為他有忠於王室的嫌疑。
帝國政權剛剛建立，也就是說皇帝剛剛住進路易十八離開的杜伊勒裡宮，他就在小書房裡向四處發布各種各樣的命令，至於這間書房，我們先前隨著維爾福進去後已作過介紹。在書房的桃心木桌子上，皇帝還發現了路易十八啟封後還留下一半煙絲的鼻煙盒。而就在這樣的時刻，在馬賽方麵，不管官員態度如何，老百姓已經感到南方始終未曾熄滅的內戰餘燼重又燃燒了，保王黨人若敢外出，定會遭到斥罵和侮辱，此時若要挑動民眾報複保王黨人，真是不費吹灰之力。
可敬的船長莫雷爾先生，我們先前說過他始終是站在民眾一邊的，這會兒他的社會地位自然有了根本的改變，我不想說他現在有多少權勢，因為他生性謹慎，又有幾分靦腆——但凡兢兢業業、勤儉起家的生意人，大抵都是如此，我隻想說，儘管在那些激進的波拿巴黨人眼裡他隻是個溫和派，但他的社會地位已經足以讓他向當局發出頗有分量的籲請了——我們不難猜出，這一籲請與唐戴斯有關。
維爾福雖然上司倒台，自己卻站住了腳跟。但他的婚事已暫時擱在一邊，要等待一個更為有利的時機。倘若皇帝在位不倒，他熱拉爾當然是另攀一門親較為合適，而對象，自有父親會為他物色；倘若王朝第二次複辟把路易十八重新送上王位，德·聖梅朗先生的影響就會像他本人一樣成倍增加，那樁婚事也就比以前更實惠了。王室代理檢察官暫時當了馬賽的首席法官。且說一天早晨，仆人推門進來通報，莫雷爾先生來訪。
換了彆人，很可能就趕忙前去迎接船主了，而這份殷勤恰恰無異於示弱。維爾福可要高明得多，他即使不是對任何情況都有過曆練，至少是對任何事情都有一種直覺。他像在王朝複辟時一樣，讓莫雷爾在前廳等候，王室代理檢察官向來的習慣就是不管身邊有沒有人，先讓來客在前廳等上一陣。這次也不例外，他用了一刻鐘時間翻閱了兩三種風格各異的報紙之後，才吩咐讓船主進來。
莫雷爾先生原以為維爾福會垂頭喪氣的，不料一眼就看到，維爾福和一個半月以前一模一樣，也就是說，鎮靜，堅定，冷漠而不失禮貌，這最後一點，是有教養的人與平民百姓之間的一道難以逾越的坎兒。
走進書房前，他滿心以為法官見了他會瑟瑟發抖，結果卻是見了這個把胳膊支在書桌上等著提問的人，他自己反倒抖抖索索，局促不安了。
他在門口站住。維爾福注視著他，仿佛一時還沒能認出他來似的。兩人相持默視了幾分鐘，可敬的船主把手裡的帽子轉來轉去，簡直不知所措，結果還是維爾福先開口：
“我想是莫雷爾先生吧？”
“是的，先生，是我。”船主答道。
“請走近些，”法官說，打了個表示恩賜的手勢，“請問閣下光臨有何見教？”
“您猜不到嗎，先生？”莫雷爾問。
“一點兒也猜不到；但我當儘我所能為您效勞。”
“這事您完全有辦法的，先生。”莫雷爾說。
“那就請說吧。”
“先生，”船主說，他漸漸恢複了自信，再說他的申訴完全在理，立場又很鮮明，所以他的語氣非常堅定，“您想必記得，大家得知皇帝陛下登岸的前幾天，我來為一個不幸的年輕人向您求過情。他是一個水手，在我的船上當大副。您想必也還記得，他被指控和厄爾巴島有聯係，有這層關係，在當時是個罪名，但放在今天就是一種光榮了。當時您為路易十八效力，沒法庇護這個年輕人，先生，您在儘您的職責。如今您為拿破侖效力，您理應保護他，這仍然是您的職責。我來，就是想問一下他現在怎麼樣了。”
維爾福竭儘全力控製住自己。
“這個人叫什麼名字？”他問，“請把他的名字告訴我。”
“埃德蒙·唐戴斯。”
不用說，維爾福寧願在決鬥中讓對手從二十五步開外先開槍，也不願聽人提到這個名字，但他仍然臉不改色，眉頭也不皺一下。
“這樣，”維爾福心裡想，“就沒人能責備我當初逮捕這個年輕人是假公濟私了。”
“唐戴斯？”他重複了一遍，“您是說埃德蒙·唐戴斯？”
“是的，先生。”
維爾福打開放在旁邊格子裡的一個卷宗，放到桌上，又走到旁邊去翻閱其他文件，然後，他轉身麵向船主。
“您肯定您沒弄錯，先生？”他以最自然的語氣問道。
倘若莫雷爾更精細一些，或對這種事情的經驗更豐富一些，他也許會覺得奇怪，為什麼代理檢察官會親自過問這樁已經無關的案子，他也許會尋思，為什麼維爾福不讓他到囚犯登記處，到典獄長那兒去打聽。但莫雷爾現在看不出維爾福有半點心虛的樣子；而既然看不出維爾福害怕，他在維爾福身上見到的就隻是屈尊俯就的態度了。維爾福得計了。
“不，先生，”莫雷爾說，“我沒有弄錯。我認識這可憐的小夥子有十年了，他在我手下也已經乾了四年。您想必還記得，一個半月前，我來請求您對這可憐的孩子網開一麵，就像今天我來請求您對他秉公處理一樣；您那時接待我的態度非常冷淡，不高興多搭理我。咳！那會兒保王黨對波拿巴黨就是看不順眼！”
“先生，”維爾福以慣常的敏捷和冷靜招架說，“我當時是保王黨，認為波旁家族是王座的合法繼承人，是當仁不讓的法蘭西君王；但我們看到了皇上奇跡般的複位，這證明我是錯了。天才的拿破侖勝利了：得民心者才是真正的君主。”
“好啊！”莫雷爾爽聲說道，“聽您這樣說我真高興，看來埃德蒙有救了。”
“等一等，”維爾福翻閱一個新的卷宗接著說，“我找到了：他是一個海員，是嗎？他要娶一個加泰羅尼亞姑娘是嗎？對，對！現在我想起來了，這是一個重案。”
“怎麼會呢？”
“您知道，他離開這兒以後，就被帶到法院的監獄去了。”
“噢，後來呢？”
“後來，我向巴黎打了報告；我把在他身上找到的信件送去了。這是我的職責，我不能不這麼做……過了一個星期，他就被帶走了。”
“帶走了！”莫雷爾大聲說，“他們把他怎麼樣了？”
“哦，不用擔心。他可能被送到弗內斯特雷爾、皮涅羅爾或者聖瑪格麗特群島[2]去了，按我們的行話，這叫換換環境。放心吧，不定哪天早上，他就會回來再給您當船長的。”
“他什麼時候回來，這個位置都給他留著。可他也該回來了吧？我想波拿巴黨法院的當務之急，就是釋放保王黨法院監禁的犯人吧。”
“彆太心急，親愛的莫雷爾先生，”維爾福說，“什麼事都得按法律程序辦才行。監禁的命令來自上麵，釋放的命令也得自上而下。拿破侖回來才半個月，那些甄彆平反的公文大概也剛送上去。”
“但是，”莫雷爾問道，“我們現在掌權了，難道就沒有辦法加快這個程序嗎？我有幾個朋友還是有些影響的，我弄得到撤銷逮捕令的公文。”
“根本就沒有逮捕令。”
“那麼在監獄花名冊上勾銷他的名字。”
“政治犯入獄是不入冊的。有時候，政府就是用這個辦法讓一個人失蹤而不留任何痕跡。入了花名冊就有據可查了。”
“在波旁王朝時代也許是這樣，但現在……”
“任何時代都一個樣，親愛的莫雷爾先生：政府一個接一個換，其實是大同小異的。路易十四治下的司法機構今天還在運轉，就隻巴士底獄除外。皇上對監獄的管理比國王更嚴格！監獄裡不入冊的囚犯可以說是不計其數。”
這番合情合理的解釋說服了莫雷爾，他甚至連半點懷疑都沒有了。